国已着手展开近代史上最大规模的反腐运动，但在“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排行榜上，中国排名却大幅下跌。与此同时，世界经济论坛继续强调，腐败仍是在中国营商需要面临的首要问题，而且有日益严重之势。
中国的反腐运动看似轰轰烈烈，但也产生了一些关键问题。为何一些贪官可以长期逍遥法外？目前的反腐措施是否全面和公平？如果这些措施由少数积极有为的领导人推动，是否能够持续下去？
中国领导人很清楚目前反腐行动的局限性。反腐行动负责人王岐山上任之初就指出，他当前的工作是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
王岐山反腐
中国的腐败问题无处不在，原因出自总体治理体系架构。因此，改革政府治理体系是遏制腐败的唯一有效途径。但系统性的改革需要时间。就像中共四中全会上宣布的那样，系统性改革可能随着推进法治逐步展开。
反腐没有什么难解之处。腐败程度最低的国家，法治水平也最高。 “透明国际”清廉指数排行榜上排名靠前的国家，与世界正义工程（WJP）“法治指数”的排名类似。亚洲腐败程度较低的国家，法治指数全都靠前，如新加坡、日本和香港。
通过推进法治来反腐，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民事司法、监管执法及公权限制。世界正义工程认为，这些恰好就是内地最薄弱的领域。
司法体系脱离地方政府管辖，是推动民事司法的关键一步。内地将设立中央巡回法院，可能也将成立跨区域法院，当局还会提高法官的专业素质和独立性，并加强问责。世界正义工程认为，司法腐败是内地最严重的腐败问题，但这些举措应有助提高内地司法系统的独立性。在监管执法方面，提高法治水平有望让内地更加尊重正当法律程序和财产权，并减少对司法的不当干预。
政府公权力受限与否，对腐败的影响最大。世界上腐败程度最低的五个国家，对公权的限制也最有力。在内地，一些地方官员可以自由决定土地审批和项目开发，让他们很难抗拒诱惑。
在上海等大城市，土地拍卖和政府采购项目的拍卖和招标等法律程序，其应用可能比小城市更广泛和严格。内地正在简化和压缩政府审批程序。一些地区的党政“一把手”将不再直接负责采购或人事事务，如重庆、安徽和山西等地。中共领导人在四中全会上承诺，将进一步完善政府内部制衡措施机制，同时加强立法和司法的监督作用。
但世界正义工程认为，中国做得最差之处，在于非国有部门对政府权力的制约。内地媒体和互联网在曝光腐败问题时展现出强大的力量。政府最近打击媒体和互联网自由也无济于事。撇开意识形态和“敏感”问题不谈，内地应让媒体自由报道腐败问题，而非以诽谤罪名遏制它们。
就某些方面而言，把中国这样庞大且复杂的国家与丹麦、新西兰和新加坡等小国比较，或许并不公平。在中国，各个地区的腐败程度各不相同。如果把上海（其人口约相当于丹麦、新西兰和新加坡人口的总和）、北京或广州分别拿出来评比腐败程度，它们很可能得到更高的排名。根据这三个城市的情况，世界正义工程给中国的排名确实更高：2014年，中国在99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在第49位，而根据中国总体情况而定的排名则是第76位。
中国或许可以考虑制定地方腐败和法治指数，先应用到城市，以后再沿用到城市下辖的县城。由于中国已不再仅以GDP评估官员表现，因此这类指数可能将日益重要。目前，广东已在省内试行廉洁城市测评机制，广州也将发布各区的“城市廉洁建设”指数。
为减少腐败现象，中国需要逐一解决各城市的问题。在大城市中，上海和广州可以向香港看齐，争取成为全国最清廉城市。对大多数内地城市而言，达到韩国和马来西亚的程度或许是一个更容易实现的目标。而对于内陆小城市来说，达到最低标准??仍是一个重大挑战。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制定一个目标：把2020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要实现现代化。而法治是否成功实践，已有一个现成指标：到时候，我们只要看看中国的清廉指数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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