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早春的一个深夜，就在薄熙来刚被“双停”的几天之后，一个“团派”大员和一个“江系”猛将破天荒地走到了一起，然而这两个所谓派系的大佬们却并不知情。2012年3月18日凌晨4点，北京西四环路发生了一场神秘车祸，一辆黑色的法拉利豪华跑车断成两截，车内一位23岁的年轻男司机当场死亡，车内两名年轻女乘客一死一重伤，而那名男司机正是令计划的独子，令谷。为了让自己如日中天的政治生命延续下去，令计划必须隐瞒这场称得上丑闻的事故，而要瞒下这场已经被公安接手的车祸，就不得不经过掌管整个政法系统的周永康。
于是，这场车祸不仅让令计划的政治生涯断成了两截，也让外界长期认为壁垒分明的中国政治派系模糊起来。在外界看来，令计划毫无疑问具有鲜明的“团派”政治背景。1975年6月，年仅19岁的令计划已进入共青团平陆县委工作，不久便提拔为县团委副书记，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几年之后，23岁的令计划被选拔至团中央宣传部工作，为其日后担任高层要职奠定了基础，因为1985年令计划升任团中央宣传部理论处副处长的时候，正是由胡锦涛担任团中央负责人。而当在团中央工作了十几年的令计划调往中共中央办公厅，最后成为中办主任，成为举足轻重的“大内总管”之后，更是被外界传说将成为“团派”指定的隔代接班人。
而周永康则一直被看做是江系人马。“六四”后意料之外担任中共总书记的江泽民提拔了一大批人到重要岗位，这批官员被外界普遍定义为“江派”，而江泽民也确实和这些官员一起带中国走上了改革发展的高速路，这批官员的个人能力毋庸置疑，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中有一些也成为了后来的腐败分子，周永康也是其中之一。周永康从石油高管成为一省大员，最后进入中央，其主要的升迁之路离不开同样被认为有江派色彩的石油老大曾庆红的提拔与江泽民后期的重用。
在这一背景下，如果以“团派”、“江系”来划分中国政治势力的思维来审视令计划，他绝不应该瞒住胡锦涛与周永康私下协议，而被视作“江系”重要人物的周永康也不能背着江泽民包庇令计划。这一事件的发生，足以证明所谓的“团派”并非以往外界认为的那样是个联系紧密的政治势力，而所谓的“团派”与“江派”之间也并非互不两立的政治斗争关系。这次两派重量级人物看似意外的结盟，打破了外界对中共高层的固有认识。一直以来，由于中高层政治的神秘色彩给外界造成了误解，使许多评论人士认为中国政治是将愚化大众和闭塞信息作为稳固执政的根本。在这种误解下，对中国政治的报道只能基于符合市场需求的现象，而这其中，权斗毫无疑问是最吸引眼球的。久而久之，在这种不透明的政治环境下，由于权斗八卦成为了唯一的消息来源，因此将中国政治简单划分为几个派系的斗争这一思维方式也逐渐深入人心。
通常外界习惯将有共青团工作经历的中共官员看做“团派”，而由于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亦具有共青团经历，因此被视为“团派”之首。按照这一标准，李克强、汪洋、李源潮、胡春华等被划为“团派”一线大员，而王儒林、巴音朝鲁、陆昊等被划为“团派”第二梯队。但事实上，被称为“团派”接班人的令计划，与这些一线大员或明日之星并无紧密的政治联系，而是创建了以自己为首的“西山会”，只接纳山西籍政商成员。显而易见，如果“团派”真是联系紧密的政治势力，那么在胡锦涛退休后将成为“团派”举足轻重人物的令计划，没有理由直接放弃这一强大的政治资源而另起炉灶。
事实上，有共青团工作经历的官员构成中共官僚的主要群体本是理所应当，是中共选拔干部系统结构的必然产物，并非派系划分的结果。为中共输送苗正根红的新鲜血液是共青团存在的重要目的，因此共青团出身的官员是中共名正言顺的接班队伍。同时，由于根据团中央的规定，团中央书记不超过45岁，正副部长不超过40岁，正副处长不超过35岁，达到年龄界限的官员会被分配到国家机关或事业单位，因此有共青团经历的官员大批进入中共官僚体系，成为其中的主要群体。
显而易见，除了作为中共官员的“预备队”，共青团内部并无特殊的内部联系，各级团委要听命于各级党委，因此地方团委之间，地方团委与团中央之间的关系并不如与同级党委间密切。更何况中共各级官员在入党之前几乎必须拥有加入共青团的经历，而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年轻时也曾8次递交入团申请书，现任中办主任栗战书也有共青团工作经历，因此以“团派”来划分中共官员的政治倾向十分牵强。
与“团派”相似，坊间对“太子党”的划分也并无实际意义。所谓“太子党”，仅仅由于相似的出身背景而强行划分为同一政治派系，但事实上，拥有“红二代”背景的中共官员之间并没有统一的政治主张，其中有改革派也有保守派，其中的多元化与普通官员之间并无太大差别。习近平上台之后，显然有意打破外界这种热衷于以派系斗争解读中共高层政治的固有思维，包括令计划、周永康在内的一系列大老虎的落马，均证明了这种以权斗衡量所有的中国政治的方式太过肤浅。习近平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得到了江泽民的支持，所以被权斗思维者们认为有“江系”的倾向。但在习近平领导下的新一届政府开始铁腕反腐，且在短短两年时间内就拿下来徐才厚、周永康这两只大老虎后，权斗思维者们又称习近平是在清洗“江系”，已与此前的解读前后矛盾。而如今，有浓厚“团派”的在任高官令计划也落马，实难继续以单纯的派系斗争对其进行解释。因为如果按照派系权斗的思维：首先，胡锦涛裸退，给予习近平最大的政治支持，习近平本人当时也赞扬胡锦涛此举“高风亮节”，那么对于曾经在胡锦涛执政时代担任过中办主任的令计划，多少也会留些情面；其次，如果中国政治真的能够简单分为“太子党”、“团派”和“江派”，那么身处其中任何一派的政治人物，都不可能愿意同时 其他两派为敌。但是很显然，反腐到今天，被围剿的高官已经没有派别之分，不论在权斗思维中被归为哪个派系，都无法免于查处。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当下的中国，权力斗争并非不存在。回顾周永康、徐才厚与令计划的查处过程，无一不是对一个团体腐败的围剿：周永康案涉及了由石油系统、政法系统和四川官场等体系相互交织的错综关系网；徐才厚则涉及众多买官卖官与谷俊山贪腐案；令计划更是组织了独立而秘密的“西山会”，导致查处令计划不仅需将整个令家连根拔起，而且山西官场也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政治地震，省常委一度由于被调查人数太多而不够决策投票人数。一时间，山头主义成为中国反腐的最大整治目标。针对这种现象，习近平近来曾在多次讲话中批“圈子文化”和“山头主义”，而私下搞小团体的派系权斗也一直是中共高层的大忌，即便是当年打倒四人帮，中共元老陈云也希望其为最后一次党内斗争，力阻开杀戒。
诚然，反腐对山头主义的打击也属于政治斗争的范畴，但它并不属于坊间将中共简单划分为“团派”、“江派”和“太子党”这样的偏执范畴，更不属于阴谋权斗的负面范畴。在现代政治学的观念中，任何政治组织内都会有政治斗争，因为每个人的观点与执政思路的差异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种斗争并不是阴暗逐利的，而可以以党内民主、遵循法治的方式来表达，很显然，目前的中国反腐正是这样一场在法律框架下进行的，以为改革铺路为目的的政治斗争，将其偏激的理解为以派系阴谋为主基调的权斗是不切实际的。权斗舆论对中国政治的偏见，已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习近平政府两年来的反腐成果。当然，这其中有许多中共自己造成的原因：政治不透明导致了人们只能通过猜测来寻找真相；落后的国家治理体系造成的封建、专制形象使历史上的权斗印记与之形影不离；陈旧的政治话语体系和宣传手段也为权斗舆论的生长提供了土壤；中共历史上客观存在的党内路线斗争也为今天的猜测提供了合理性……多重原因之下，造成了以权斗解读中国政治的思维在坊间积重难返。
然而不幸中暗藏了幸运，令计划落马，带出的“团派”大员与“江派”猛将密谋的故事，恰巧成为了洗清过往关于中共派系权斗传闻的最佳例证，带中共走出这个深陷了数十年的政治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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