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雒树刚赴任文化部长的消息一出，引得各方解读。人事之上观察家们认为此举实为给另一名中宣部副部长黄坤明“挪位”。但另有分析人士观察认为，人事上的考虑或是因素之一，但中共宣传系统亟需重新调整管理思路更是主要诱因。更有消息称，雒树刚的调任，只是中共宣传系统人事调整的开始，随后还会有新的人事任命出台，包括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党组书记、副局长蒋建国接替国新办主任蔡名照，蔡名照主掌新华社等调整。而中宣部在1962年，在时任部长陆定一的带领下，抵制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被毛泽东批为阎王殿，陆定一被诬陷为“反革命分子”，中宣部九名副部长分别被诬陷为“叛徒”、“特务”、“国民党分子”，当时中宣部的风骨由此可见。但几十年下来，这个管理着中国意识形态和媒体的部门，正面临着一场大变革。
如何改变中国旧有的媒体管理体系，是中宣部要重新考虑的问题
宣传体系调整预热
现年59岁的雒树刚在12月底成为政坛的“焦点人物”，这当然源于这次的人事调任，因为在政坛之中，宣传系统的人事，总是不经意的会成为热点。雒树刚先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和中央党校学习，获硕士学位。其后长期从事理论研究工作历任求是杂志社政理部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秘书长、理论局局长。2000年4月升任中宣部副部长，2008年担任常务副部长(正部长级)，并兼任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雒树刚是十七届中央纪委委员、十八届中央委员。大陆媒体的报道中，将雒树刚称为是党内有名的“大笔杆子”，参与了许多重大中央会议文件的起草工作。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及四中全会依法治国的两个《决定》，雒树刚都是起草组成员。雒树刚除做过《求是》杂志社政理部主任外，近20年一直在中宣部工作。香港《明报》对于这项人事任命分析称，相较于他的前任刘云山、吉炳轩（离任后曾任黑龙江省委书记，现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后来都平步青云，雒的这次调职可谓相形见绌。因此在媒体分析中，58岁的黄坤明将成为此人事布局的“受益者”，黄坤明曾长期在福建、浙江任职，与习近平有颇多交集，而后，两人又分别调往浙江省任职；习近平任省委书记期间，黄坤明先后主政湖州、嘉兴两地；在习近平调任上海市委书记后不久，黄坤明升任浙江省委宣传部部长。因此十八大之后黄调任中宣部副部长时，就被认为常务副部长的热门人选。
人事虽是外界看中国政治主流，但是有熟悉大陆宣传管理模式的学者指出，人事调动背后，是中共高层要对宣传系统管理体系和方式进行大规模调整的“预热”。
曾被称为“阎王殿”
中共建政，历来重视“笔杆子”、“枪杆子”，毛泽东战争年代更是“一支笔顶百万兵”，攻于宣传。中共办报历来相信“喉舌论”，媒体亦是国家机器。自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中共文化之下，文艺就于政治离不开家了。而毛泽东，这个原国民党中央的宣传部长、听过中国最知名报人邵飘萍北大课程的中共领袖，以其目前难以进行历史评判的各种手段，将党性这顶帽子牢牢的按在了中国媒体头上。如1957年，毛泽东曾斥责邓拓“书生办报”、对自己精心设计的“大鸣大放”反映迟缓的同时，提出需要“政治家办报”。毛泽东事后自负地说，1957年4、5、6这3个月，“实际上是我在当《人民日报》总编辑”。人民日报在毛泽东的呵斥和手把手指点下，终于成为执行惊天“阳谋”的一个得心应手的工具。而此时，毛泽东告诫即将到人民日报社走马上任总编辑的吴冷西：写文章尤其是社论，一定要从政治上总揽全局，紧密结合政治形势。这叫做政治家办报。这里的“政治家办报”，准确地说是“为政治家办报”。决不是鼓励党报总编辑自成一家，以政治家的眼光和魄力，对中央精神择善而从乃至自作主张，只是要求忠实地充当党中央的“喉舌”而已。
也正是源于此，中共就需要一个对于媒体的管理部门，中宣部担当重任。1941年《关于统一各根据地内对外宣传的指示》中规定“一切对外宣传的领导应统一于宣传部”，中共建立了中宣部领导、审查报纸杂志的制度。《中央宣传部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更是指出“一切理论、主张、教育、文化、文艺等等均属于宣传鼓动活动的范围”、“印刷业、无线电及电影是宣传鼓动的有力工具”。历史之上，中宣部曾在中共党内斗争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1962年，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受到以彭真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和以陆定一为首的中宣部的抵制。1966年，毛泽东指出，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被诬陷为“反革命分子”。中宣部九名副部长分别被诬陷为“叛徒”、“特务”、“国民党分子”。1968年7月27日，中共中央决定对原中宣部实行军事管制，任命李虓为军事管制小组组长、王少平为副组长。继中央宣传部首先被当作“阎王殿”砸烂后，各级党政宣传、出版、文化部门也都被“砸烂”，然后是被“军管”。
删、封了事 管理手法粗暴
历史已是往事随风，近十年来，中宣部在一些媒体人心中的印象，已非当年顶着毛泽东压力不宣传姚文元批《海瑞罢官》文章的“铁面阎王”，而是彻底变成了冷冰冰的国家机器，重压之下，自然非议颇多。管理手法粗暴，宣传手段单一，不懂时事、不解民意成为宣传部门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
非议之一，在于宣传系统管理手法粗暴，平日不出事则罢，一旦有重大问题，就往往以“删”、“封”了事，陈旧闭塞尽显人前。如果说前三十年面对政府管理，媒体尚显安分，在后三十年尤其是1989年之后，宣传系统的高压让大陆媒体人频频“对抗”。近年伴随传统媒体的衰落，越来越多的媒体人在工资、待遇降低的情况下，辛苦作出的报道又往往被宣传管理部门“一刀切”，时代已变，管理不变----从1989年《世界经济导报》被关闭，到2001年《大河报》批评河南政府副总编被换，再到2003年《南方都市报》案，《21世纪环球报道》停刊，2005年《新京报》撤编事件，2006年中国青年报《冰点》事件，以及2010年《潇湘晨报》被整肃，对于政府简单化管理媒体所造成的不满，都直接促使媒体人“一忍再忍，无需再忍”的心态如火山积压后的迅猛爆发，
这种“对抗思维”的爆发，最直接的表现就是2013年《南方周末》新年特刊事件。当时南周编辑部群情激奋、50多名编辑记者的联署，目标直指广东宣传部长庹震指示删改新年献词是“越界之举、擅权之举、愚昧之举、多此一举”，并要求庹震引咎辞职。中国报业史上，以《南方周末》为首，这种事情也并非没有发生，但之所以认为这代表媒体人“对抗思维”的典型案例，是因为此事在社会上所引起的连环地震，当时对于南周的支持不仅仅有《新周刊》、《经济观察报》、《新京报》、网易、搜狐、一财等多个网站力挺外，知识界的茅于轼、章诒和、李承鹏、张思之、贺卫方，乃至娱乐明星李冰冰、陈坤、姚晨、韩寒都对此表示支持，以至于当时刚刚掌粤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在省委连夜开会，商讨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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