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气象条件允许，2014年最后几天，“云端”号飞艇，将从“阿波罗”基地起飞，漂浮在云层之上，传输海量数据，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云”。
“阿波罗”计划执行人----深圳光启空间技术有限公司----这是在和Google赛跑：距离地面20至100公里的“临近空间”，除了火箭偶尔穿越外，没有飞机，没有卫星，还是一片人类尚未开发的寂静空域----直到Google去年在新西兰试验性地发射太阳能热气球。
作为世界级互联网企业，Google在全球配置资源，希望通过这些热气球发射Wifi信号向偏远地区提供廉价互联网接入。而深圳光启，这家才成立4年的年轻组织，凭什么行？
核心在于该公司背后，深圳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下简称“光启研究院”）的科研实力：临近空间利用关键在于材料科学进步，而这家研究院短短4年，已悄然完成全世界范围“超材料”领域85%的专利覆盖。
在该院院长刘若鹏看来，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深圳“民办官助”体制下，研究院所能享有的灵活性。“政府给予一定的科研资助，我们自己根据技术进步、市场变化等因素不断调整人员配置、研究方向，在试错中成长。”刘若鹏接受采访时强调，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实际上，与光启同类性质的新型科研机构近年来在深圳不断涌现，且正成为深圳自主创新新势力。2007年落户深圳的华大基因是一个开拓者，此外在新能源、精密制造以及航空电子、航空科技方面，深圳也有相应布局。有人预测：深圳民办科研机构或将改变中国源头创新版图。
关注深圳创新发展的人都知道，由于历史原因，深圳一开始缺乏科研院所，90%以上的创新都是企业实施，市场拉动。近十年，深圳开始在源头创新上布局，但直到华大、光启这类民办研究院的出现，深圳逐渐探索出了一套适应这种新型研究机构的模式，也看到了真正能在新兴行业引领世界的伟大公司雏形。今年上半年，深圳GDP增速为8%，6大战略新兴产业占GDP比重达四成。深圳市官员日前透露，预计深圳2014年GDP增速还将接近10%。在全国经济进入增速换挡器，凭借战略新兴产业的快速成长，深圳似乎打破了“新常态”下越发达地方经济增速越低这一普遍现象。
进入而立之年的深圳，开始散发出令人振奋的“硅谷气质”。
寻找硅谷式“动力机制”
鲜为人知的是，今天光启位于深圳龙岗区的阿波罗基地，曾经是一个名叫阿波罗的养鸡场，后来是养鸽场，也办过眼镜厂。刘若鹏也觉得很神奇，名字不用改，用现在时髦的话说，毫无违和感。
的确，这个基地的发展路径实际上也暗合了深圳的产业转型升级过程，而这种转型升级离不开创新驱动。
通常而言，典型的自主创新路径有两条。一种的实践动力来源于创新链上游，以大学、研究机构的创新活动为起点，通过实验室成果向应用环节逐步演进来拉动经济，最终实现经济系统竞争力提升。
“这在国内通常被称为‘成果转化’。”刚刚卸任的前深圳科协主席，现任深圳太空研究院院长的周路明近日接受采访时说，我国自主创新的实践活动大部分采用这一模式。周路明是光启研究院落户深圳的引路人，同时也是2007年落户深圳的华大基因在创新体系变革中的价值的发现者。
而深圳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即，以企业为创新活动起点，产品在开发过程中形成技术需求并向创新链上游传递，通过产学研合作方式实现创新目标。换句话说，深圳的创新动力来自于市场。
关注深圳发展的人，大概都听说过深圳的“四个90%”： 90%以上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以上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90%以上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90%以上职务发明专利生产于企业。深圳市长许勤认为，这是深圳自主创新体系中最有特点的东西。
“华为、中兴当初设立跟成果转化没有多大关系，它们最早是做代理，尝试制造的过程中开始有一些研发，为了实现技术上的目标，再把需求反映到上游的高校和研究机构。”这是深圳特有的“需求创新”模式，一位观察IT行业多年的深圳媒体界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
这与深圳的资源禀赋相关。作为一座上世纪末才新兴的城市，别说创新起点的那些大学、研究院深圳没有，就连工程师，“深圳建市之时只有两个，一个是拖拉机维修工，一个是兽医。”2012年2月，周路明在《科技日报》上撰文写道。
但好在深圳当年面临的是日韩台电子产业加工转移的历史性机遇，加上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吸引了全国各地在体制内束缚多年的科技人员，由于没有院所可去，这些人一头扎进市场经济洪流。“在整个90年代，有数十万科技人员陆续来到深圳，加入到以电子工业为核心的技术创新活动中，持续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在共和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周路明回顾说。“‘深圳硅谷’不太成气候，跟前期策划不到位有关，也与大学城的模式有关。一来，校本部是不是把最好的资源放了过来，二来，这些个高校性质的机构，也把科研机构的老毛病带来了。”一位曾在大学城一高校担任副院长的人士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在他看来，所谓的“老毛病”是指传统高校国有研究机构以论文为导向的评价体系。这种体系下，科研机构实际上对经济成长的贡献率很低。
同样是在2007年，如今已经声名显赫的华大基因一番流离后，脱离中科院体系，落地深圳，成立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
这个脱离体制，又想做基因组学基础研究的团队注册成为一个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现在，它被定义为“民办官助”的新型科研机构，也是中国第一个“民办非企”源头创新机构。
而所谓“官助”，最主要的体现形式是科研资金资助。据深圳市委党校董建中副教授等人获得的数据，深圳市政府以无偿支持、平台建设、国家专项配套、项目专项等方式，已累计资助华大基因研究院约2.5亿元。
华大基因落户的当年，就用刚刚问世的第一代测序仪，完成了第一个中国人基因组图谱（又称炎黄一号）绘制，几乎与美国科学家公布的全球第一张白种人基因组图谱同步。
此后，华大基因大手笔购买测序仪，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基因测序服务公司。与此同时，华大在250种的顶尖期刊等出版物上发表论文，仅2012年累计发表SCI论文142篇，平均不到4天就发表一篇SCI论文，曾单周发表6篇重大成果。
鉴于这些影响力，华大基因被自然出版集团评为“2012年度中国科研机构”第六名，执行院长王俊被《自然》杂志评为2012年十大科学人物之一；2013年华大又被麻省理工《科技创业》杂志评为全球最具创新力技术企业50强。
如今，尽管还在一栋曾经是鞋厂的工业厂房里办公，但已经几乎没有人可以否认华大基因的实力与潜力。也因为华大在基因组学这一前沿领域的地位，深圳开始具备真正源头创新的实力。
深圳的“光启模式”
光启落地后，华大不再孤单。
2009年，年仅26岁的美国杜克大学博士生刘若鹏和他的团队通过超材料技术研制出能够对指定频段实现电磁波绕行传播的“隐身衣”，并将成果发表在《科学》杂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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