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中办主任令计划的落马引来诸多猜测，其中一条是中共对团派势力的打压，因为令计划就是一位“根正苗红”的团派系统官员。除此之外的一个理由是，众多其他有共青团经历的山西官员梁滨、申维辰、白云等等纷纷落马，省委书记袁纯清因失察失职败走。这一系列情节串连起来勾画出山西作为团派重要“据点”的图景，而且这一据点目前已因反腐而崩解。
山西官场沦陷
虽然没有直接证据完全肯定或否定所谓打压团派的阴谋论调，但若是放在中共全面整党并且重构官场生态和人事组织体系的大背景下来看，团派并不完全是一股清流，遭到反腐波及才是正常现象。山西官场共青团系统官员的密集落马，不仅说明山西官场生态的问题，也折射出当下共青团地方组织与地方官场并无二致，也遭到“四风”的腐蚀渗透。不过，如果要将有共青团经历的政坛人物都归为团派的话，共青团内部至少存在两股分流，其一是起步并流转于地方的梁滨、申维辰、李春城等，其二是长期在团中央历练的李克强、胡春华、陆昊等。
山西共青团遭渗透 沦为投机者跳板
在很多政情观察者看来，令计划被伏对中国政坛中的团派是一次巨大打击。首先，令计划本人曾在共青团历练10余年，并且以之为跳板进入中央办公厅。其次，令计划一度权力直追政治局常委，在团派之中亦占有重要位置，骤然落马或将引来团派高层动荡，对地方和基层造成多米诺骨牌般的后续影响。外界甚至已有国家副主席李源潮、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原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等将被查，以及汪洋仕途堪忧等惊耸传闻。尽管这些都缺乏实证支撑，但也从侧面描画出团派这支曾经的政坛劲旅颇为暗淡的前景。
其实除令计划之外，在十八大后兴起的这场反腐整党运动中，已也有更多位居中高层有共青团经历的官员落马，尤其以山西为重。据悉，目前山西官场地震已落马的诸多官员中，有相当一部分具有共青团经历，比如从山西成长起来后被调至河北担任组织部长的梁滨，从山西升至中纪委委员的申维辰，从山西步入全国政协的白云，曾任山西省委秘书长的聂春玉等。这些官员大多在山西当地共青团有过很长的工作时间，而且其共青团的经历十分关键。以梁滨为例，他仕途中最重要的两个中转站分别是太原工学院和山西团省委。他在该学院成为电机系团总支副书记，在离开山西省团委后成为忻州地委常务副书记，正式进入官场。相对于数目庞大的地方官僚群体，来自于共青团的官员们相对较少，资历明显不足，由此容易转化为其内部凝聚力，使之较为团结。一位山西省委的退休人士说，在省委大院里居住的一位团系干部，现在外任职，每当其回太原时，大批团系干部前来拜见，常常围得水泄不通。
中共共青团作为党内组织的特殊功能主要有两个，一是作为中共联系青年群众的桥梁纽带，一是作为党政系统官员的储备基地。共青团在中共执政前发挥过重要作用，引入一大批学生骨干、优秀青年、社会精英和知识分子。而在中共执政以来，其人员输入有了可靠保障，共青团逐渐成为优秀党员培养基地。不过，现今共青团的定位与之前又有所不同，这种变化或许发生于上世纪90年代。那就是，由于共青团可以跨过艰难漫长的基层官场升迁路径，就无异于一种仕途捷径。
于是，有背景有势力的官员便争相挤入共青团，或者是把亲属子女安插进去。经过短时间的“抹金”之旅后，再次进入官场就能够连跳多级。据坊间传言，薄熙来之父薄一波与令计划之父令狐野是多年密友，对令计划视如己出，将令计划推进平陆县团委，3年后即出任运城地委干部。令计划第二次进入共青团再入官场时已经进入中央办公厅。2007年51岁的令计划当选中央书记处书记，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副国级。可见他在共青团两次跳跃的幅度之大。另外还有梁滨，因为“一两年一升”，他在山西官场有“直升飞机式成长”的评价。
上述山西官员说，团委干部要求年轻化，再加上山西前几任省委书记均有团委任职经历，对团干部出身的官员提拔力度较大。这位官员所指或许是之前山西被点名“政治生态有问题”后被调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的袁纯清，以及其前任张宝顺。两人自2005年起先后担任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之后是从吉林调来的另一位具有共青团背景的王儒林。
由十八大后的反腐成就来看，团派在山西省占有不可忽视的席位。不过在山西的不良政治生态下，其地位越重要，导致的后果也就越严重。在外界印象中，共青团很少与社会市场产生直接联系，因此相较于官场更为清廉。但山西的共青团却并非如此，而是遭到官场“四风”的感染渗透，与之同流合污，沦为部分钻营者投机取巧的工具；甚至，共青团内部自成一体，结成利益共同体，相互勾连，共同进退，共同谋利。山西共青团或许并非孤例，在其他地区也或多或少存在。这也预示着基层共青团系统已经被普遍腐蚀。以令计划案为切入点端掉山西窝案之际，中共也着手治理共青团系统所存在的这些乱象。在2014年深改组第七次会议上，习近平提出吏治新思路，在全国县以下机关，在职务之外开辟晋升通道。有分析指出，所谓新通道是指职级系统，这将有利于基层官员的升迁，从而为执政团队提供更多有经验有能力的后备军。相应地，共青团系统的上升将被压缩。
另外，不久前中办印发了未来5年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提出不再简单以年龄划线，不搞领导班子成员任职年龄层层递减和“一刀切”。此举也颇有针对性。因为共青团系统官员的优势之一就是年轻，这也是以往他们受重视的原因。此番提出淡化年龄的新标准，也将在一定程度上修补共青团官员能力和经验不足的问题。
汪洋李春城非同类 团派有团无派
有分析指出，在拿下令计划整顿山西官场之后，中央政治局会议所强调的党内决不容忍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主要是针对令计划，其实也是指包括山西共青团在内的中共内部暗结势力的普遍现象。不过，也不能将山西共青团的问题认定为团派的普遍形态。这主要是因为，省级共青团实际上要接受地方省委的领导管控，而不受共青团中央的遥相指挥。
在山西官场地震期间，梁滨、申维辰、白云等有共青团背景官员相继落马，但被部分声音指是他们后台的袁纯清却只被远调。这一动向有两方面解读，一个是袁纯清基本没有受到梁滨团伙的直接牵连，一个是共青团中央与地方共青团确实存在相当大的区别。其实一直有分析人士认为，所谓的团派应当只包括担任过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团中央高官的部分人员，而不应包括那些共青团省委书记和副书记，后者的调动主要由地方省委来决定。
坊间一直有一种分类认为，团派应当主要是指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在团中央历练的一部分人。因为在90年代之后，整个官场呈现沉沦之势，地方共青团也未能幸免。不过相对来说，团中央仍然较少受到沾染。而且其中一些被外放的团内精英初入官场时难以融入，固然有缺乏经验、能力和魄力的因素，但这也恰恰折射出这些人相对超脱的群征。根据媒体揭发报道，令计划之妻谷丽萍借助令的威势进军商界大举“创收”，也只是在令计划正式担任中办主任的2007年之后，而非他在80年代及90年代初任职于团中央之时。曾经有统计称，如果仅以2013年3月两会作为时间截点，中国大陆31个省份中，担任省级行政区党委书记、省级行政区政府首长的同属共青团出身之人物已有25位，在经由第十二届全国人大表决通过的李克强内阁的25位部长中，有7人曾经有共青团工作经历。如果将这些人通通归入团派，那么这一党内势力显然已经十分惊人。但是事实显然并非如此。因为其中的大部分官员在共青团仅如蜻蜓点水般的经历，将其也划入团派就不尽合理。比如周永康的四川干将李春城也曾在共青团黑龙江哈尔滨市任职5年，乃至成为共青团市委书记，是不是也需要把他划入团派？如果他不是的话，与之履历类似的现任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或许也称不上团派成员。
如果继续缩编的话，即使出自团中央的官员，他们在各地官场的时间也将远远超过在共青团的时间，或许早已融入整个执政队伍，其团派关系和色彩也会被逐渐冲淡。比如汪洋，仅在1981年至1984年在安徽省共青团工作，之后辗转于各地，相继担任重庆、广东一把手。汪洋早年与共青团的这种关系，也类似于李春城和王儒林，与其说他是团派，毋宁说是作风类似团派的政坛实力派或地方官僚。从这一角度来说，如果团派真的存在的话，其数量也将非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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