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民运的故事，讲的是一群自由人，在自由环境下，为追求自由遇到的不自由。
公布这封五年前写的信，不是想和任何人清理旧账，而是鉴于“口炮党”走火入魔，抓特务抓到胡平，理由竟是一句“见好就收”的劝告和几条香烟。过去读历史，曾对红军肃反感到困惑：他们真相信有那么多特务吗？今天观民运，疑惑顿解：他们的确相信，正如魏京生相信徐文立是特务，徐文立相信王军涛是特务，而王军涛又认定刘路是特务一样。左派抓汉奸，右派抓特务，是当今中国政治一大特点；在偏执狂眼里，政敌不是汉奸，必是特务。幸运的是，这些热衷于肃反抓特务的主席/总统手里还没有军队和政治保卫局，否则···
笔者曾把民运人士概括为四类：有仇的，有病（瘾）的，有任务的和有需求的。胡平、薛伟与共产党有杀父之仇，自然不共戴天；魏京生、王军涛好这一口（政治鸦片），在民运中找到自己的乐趣；国共双方情治人员奉命渗透，获取各自需要的情报；广大“革命群众”“积极参与”，“无私奉献”，只求早日换得一张绿卡。四类人中，有正人君子，但多是谋生逐利之徒。
刘宾雁说，世上原有三十六行，自王炳章宣布“弃医从运”后，多了一行，叫民运。一群不读书、不经商、也不打工的人，成了职业民运人士。他们组建政党、成立政府，自命主席/总统，即恶心了共产党，也玩残了民运。这些主席/总统每周定期发动茉莉花革命（在时代广场），开总统记者招待会（在自家客厅），确实过瘾，却不知自己还有多少人心，多少观众。
写拿破仑，必须要有拿破仑的胸怀；谈民运，不可不知其背景及渊源。作为共运的反动，民运是中共党史的最后一章。换句话说，作为共产党政治文化的衍生物，不是民运结束了中共的运动史，是中共的运动史结束于民运。
致徐文立先生的信
---- 兼答民运中热衷抓特务的人
冯胜平
徐文立先生，选择以这种方式与你对话，是因为我实在无法以其它方式与你沟通。借此机会，我再次重申：图谋“篡党夺权”的罗德岛会议与我无关（1）。我即不是王军涛民主党的“金主”，也不是李劼文章的“后台”，更不是中共在美国的“卧底”。这件事，本是茶杯里的一个风波，是一个普通人和一个自认为很不普通的人之间发生的一场误会。一个解释，一个道歉，本可解决问题。从误解发展到冲突，冲突中又抄起“板砖”，直至最后声称要灭我全家（尊夫人贺信彤语），完全是你的偏执多疑所致。
徐文立先生，联总以及民运的前途，对你来说也许很重要，对我已不再重要。
民运是我人生翻过的一页，我无悔，但也无意再次卷入。
是你把我拉入你和王军涛之间的冲突，把本来简单的罗德岛会议变得谍影重重。
事情的起因是朋友李劼转来的一个电邮，你在电邮中写道：“最近(罗德岛)发生的事情，是非两判，十分清楚。他（李劼）却完全黑白颠倒，恐怕是F府（指我家）的酒喝多了。”明眼人不难看出，这不是怀疑，已是公开的指控了。
徐文立先生，朋友反目，总该有个原因。我11月19日给你打电话就是想知道这个原因。我们通话约一小时，虽不愉快，但彼此并无失态。我问你为什么说我是中共特务，你例举了以下三个证据:
1. 丁楚《大梦谁先觉》一书暗示我有任务；
2. 我的朋友圈说明我交友有特殊目的；
3.我的生活方式显示我有特殊经费。
听完你的陈述，我曾试图解释，但无效。你说：“你可以解释，但我绝不会相信。”我发现，你意志坚定，想像力超群。我的努力只造成了一个称谓的变化：你不再直呼其名，而叫我胜平，我则称你文立。对此称谓的改变，你两次提请我注意。我们的谈话自始至终是理性的，绝无问候对方的父母。我竭力替被你指为共特的王军涛、李劼、宋书元等人辩护，你不为所动。谈话结束时我说：“就算他们都是特务，至少我是不是自己清楚。以后我不会再与你交往，但你欠我一个道歉。”
徐文立先生，现在你说我在电话中威胁要拍你板砖，这不是我的语言，而是你丰富联想的又一产物。我生长在四川，不知“板砖”为何物，就是要威胁，也只会用“锤子”。真实情况是，你说丁楚在书中暗示我是特务，你读懂了。我反驳：“如果你真读懂了，就会看到丁楚对我的不满是‘好狠斗勇’。二十年前的我浑着呢，就像今天的刘路。”如果我没猜错，板砖的联想是从这里开始的，因为就在这时，你说我在威胁你。坊间传言，不久前，刘路酒后给人开瓢。于是有了刘路---- 开瓢----板砖之联想，恰如普林斯顿聚会----罗德岛会议----李劼文章。（2）徐文立先生，顺便说一句，被你视为特务兼打手的刘路，心底里实在是个好人，是一块善良的“板砖”。证据：当我征求意见打算对你起诉时，他反对，说：“做为律师，我知道法律解决对徐文立意味着什么，他肯定受不了。我也不喜欢文立，他到处说我是特务。但如果你真把他搞得晚年衣食无着，连我都会同情他的。” 徐文立先生，听听刘路的话，想想你对他的所作所为，不觉得问心有愧吗？
挂断电话后，我的第一冲动是报复，让你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我谘询了律师，打算对你起诉，要求名誉赔偿和一个公开道歉。我知道你经不起旷日长久的官司。在这件事上，你绝对理亏。坦率地说，徐文立先生，我想过从经济上惩罚你。与此同时，纽约民运圈里一些被你伤害的人，也鼓励我起诉。
徐文立先生，我不是讼棍，但我深知法律的冷酷。在美国，法律是公平的，又是不公平的。说它不公平，是因为穷人往往买不起它的公平。对此，我深有体会。二十年前，中春内斗，我深陷其中。当王炳章在《世界日报》上买下整版广告，指控我是“中共特务”、“倒王事件”幕后黑手时，我没有钱为自己买回一个法律的公道。几年后， 因股票亏损，我收到生平第一张法庭传票。以胡安宁为首的一批民运领袖----包括柴玲和几位著名教授----对我采取法律围攻。他们一方面在《中国之春》上刊登文章，指控我为共特，任务是烧民运粮草，另一方面又与我私下联系，要我卖房子赔偿他们的股票损失。投资亏损是事实，作为朋友和经纪人，我有道义责任，但并无法律责任。钱输在股市上，所有交易都是当事人决定或事先授权的。私了不仅违法，对其他投资人亦不公平。面对诉状，我别无选择。官司打了两年，作为应诉方，我承担巨额律师费用，最后输掉房子，却赢了除胡安宁以外的全部官司。胡胜诉，因为他“不知道做股票会赔钱”。面对自己签字的文件，他的解释是：“我不懂英文，不知道签的是什么”。 胡得到$1900赔偿，却失去了做人的尊严。以后尽管他在众多场合仍攻击我是特务，却从未夸耀过他还赢过我一个官司。树若无皮，必死无疑；人不要脸，天下无敌。至今我还记得胡拿着支票站在我纽约办公室的情景：“余丛（笔者），$5000 我还输的起，就赌这一把了。”
徐文立先生，给你讲这些事，不要又误以为我想威胁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我身上发生过的事，我不想在你身上重演。在保留法律起诉权力的同时，我愿意与你沟通，让你有足够时间想清问题，再给所有被你伤害的人一个道歉。杨小凯说两个魔鬼打架就是民主，我从不相信。因为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中国早该民主了。中国历史上两个魔鬼，甚至更多魔鬼打架的时侯还少吗？徐文立先生，我们正在打架，但我希望我们都不是魔鬼，或至少不要把对方想像为魔鬼。已逝的刘宾雁先生说过，国人心中都有一个小毛泽东。这个小毛泽东一膨胀，我们心里就充满仇恨，眼里就全是敌人（特务）。徐文立先生，你在电话里抱怨我待客不周：你大我十一岁，千里迢迢从罗德岛来访，我却让你睡客厅。我知道，你这里问的是“可恶罪”。然而你虽有这种感觉，我自信对你并无怠慢（我从未给客人沏过茶，你是第一个）。来我家的，有不名一文的打工仔，也有身家万贯的商人；有红二代子弟，也有像你一样的主席/总统。我待你们，都是一样的。为什么民阵主席万润南可以睡墙脚，联邦大总统彭明可以打地铺，亿万富翁薛蛮子可以睡沙发，芦笛、李劼可以自己沏茶续水，而你就一定要住总统套房呢？ 况且，我家并无总统套房，四个房间，均有人住。
记得上一次你来我家，是2005年刘宾雁八十大寿，宴会主办人是郑义和苏炜。请柬上原没有你，是你多次打电话，让我与刘家联系，加上了你们夫妇。宴会上，我与太太被安派在宾雁夫妇就坐的主宾席上，你提出调换位置，我们同意了。通过这件小事，对你的好名，我第一次有了印象。次年宾雁去世。下葬时，没有镁光灯，没有记者，也没有再看到你的身影。
这次来我家，也不是我邀请，是你自己要来的，其目的，你应该比我清楚。你希望我资助你的民运活动， 替你引见余英时先生。带你来的人是我们的共同朋友陈X，他对你此行的目的，想必也是清楚的。
徐文立先生，昨日种种还历历在目，今天你却突然反目，指控我是共特，设下“诱饵”，引你上钩。问题在于，既然知道我家是共特据点、特务机关，你这条大鱼为什么一再要朝网里钻呢？ 莫非你真想揪出中共在美国的最大卧底？
人，不应该骗别人，更不能骗自己。骗别人的人是坏人，骗自己的人则是病人。在我家两天中，我们谈话涉及几乎所有民运领袖。你对他们的评论，多是负面的。从事政治的人，都会有政敌或反对派，这本是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把政敌斥为叛徒、特务，却非君子所为。在谈话中我注意到，当你说王军涛、宋书元、付申奇等人是中共特务时，你是认真的。同样，当你在电话上指控我为特务，受中共之命与你交往时，你也是认真的。十六年的监狱，对你精神的摧残太深了；它屏蔽了你的良知和常识。在你的心中，没有信任，只有权谋；没有友谊，只有利益。你的心理太阴暗，根本无法托起一个光明的事业。 以这样的心胸从事政治，是你个人的悲哀，也是民运的悲哀。徐文立先生，你说李劼是冯府清客，并把普林斯顿聚会----罗德岛会议----李劼文章三件事联系，构成你指控我是军涛“后台”的证据链。没有什么比这更荒唐的了。事实上，我对罗德岛会议一无所知，李劼文章更是在事后才读到。我认为，李劼对某些民运领袖帝王心态和病态人格的描述，恰如皇帝新衣故事里小孩的天真发现，并非离谱。退一步说，即使文章有不当之处，是非公道，自在人心，健康的民运人士尽可一笑了之，不必对号入座。你对李文反应激烈，破口大骂，完全忘记了民主政党领袖和自由作家之间应有的关系。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可以辱骂章太炎是满清走狗，甚至暗杀政敌陶成章和批评家黄远生，民主政党领袖不能这样做，这是民主政治的起码常识。我收到李文后第一时间转发给你，本想与你讨论，不料这也成为我是李劼后台的证据。对批评中共的民盟诸公，毛泽东曾待之以礼，只是在得到江山后才逐渐失去“雅量”。 现在江山与你还有万里之遥，你对批评就如此不容，对朋友就如此猜忌。你和唐伯桥肆意辱骂李劼，称他“文痞”、“酒鬼”、“帮凶”、“卢瑟”；谓之曰：“辱人者，人必辱之”。殊不知“君子绝交不出恶言”；“辱人者，自辱之。”
徐文立先生，你胸怀远大，志在谋国，我却实实在在是在谋生。你从事民主运动，我从事物业管理。当你周游列国，与名流政要讨论中国前途时，我多半正在为房客刷房洗厕。这是我们各自选择的生活，理当心平气和。在电话里，你说你年薪X万，每月除去必需开销所余不足一百，我却动辄捐款请客，出手大方，显然背后有人报销。对此指控，我的回答是：我招待朋友----包括这次招待你和你太太----的每一分钱，都是劳动所得。至于捐款，那是对社会的回馈，没有、也无需报销。
徐文立先生，当你指控我是共特时，不知是否记得不久前你刚从我家离开。临走时，你借去一部我珍藏的《雍正王朝》，并感激我对你夫妇的招待。此后，你多次向我通报贵党活动情况，希望我参与并提出意见。对这些电邮，我没有细看，也没有回复，但都保留了。今天打开它们，看到的仍是一份尊重和信任。联想到发信人的指控，令人不禁有恍若隔世之感。监狱也许没有摧毁你的反共信念，但它无疑摧毁了你的正常心智。否则，借用丁楚说胡安宁的一句话：“一个人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和这么狭小的空间内，做出那么快的转身呢？”
而你的确就这样转了。你曾说我是你最好的朋友。一夜之间，我成了你最凶恶的敌人。当读到你的攻击文字时，我曾希望你是听信了谗言。只是在与你通完话后，我才知道没有人造我的谣：一切都是你独立思考后做出的判断。其实，只是在你封我为王军涛后台后，我才决定检阅“我的”纽约民主党部队。这时我发现，他们中没有人一个承认我的领导，也没有一个人向我通报过“罗德岛会议”。唯一共同的是，我们都为你的善变感到震惊。徐文立先生，你对罗得岛共识的背叛，正如你对我的指控，是病态的自我保护反应。我相信，对罗得岛共识，你开始并没有想自食其言，毁誓背约，就像你来我家也不是为了抓特务。只是在经过深思熟虑后，你才发现这一切都是“阴谋”。你也许并不想害人，但你觉得别人都在害你。经过十六年的炼狱，你的眼睛早已习惯了黑暗，它可以看透人世间的一切魑魅伎俩，却看不透你自己内心的黑暗。
海外民运抓特务，恰如共产党肃反，历史由来已久，其根源大概与中国政治文化有关。做为民运中的“共特”，我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却常常荣幸是最大的一个。二十年前。做为“共特”，我的名字上过世界日报整版广告。承蒙当时某位民运领袖的举荐，我也上过FBI的测谎仪。面对无端指控，当年我十分愤慨：大家都是反专制的战友，为政见不同，何必如此下作；今天我非常理解：那些在民运中热衷于抓特务、做主席/总统的人，大多并不是坏人，而是像你一样的病人。你们即是政治迫害的牺牲品，又是专制制度的继承人；自己被践踏，又努力去践踏别人；而在这种相互践踏中，你们还自以为是在向民主运动。
九三年华盛顿民联民阵合并大会时，我与好友丁楚已先后淡出民运，开始了正常人的生活。根据自己的经历，我曾把民运人士槪括为四类：有仇的，有病（瘾）的，有任务的和有需求的。相约一起到会场去看朋友，我们目睹了高潮叠起的竞选闹剧，庆幸自己已经出院。有人问我们怎么又回来了，丁楚答曰：“我们早已出院，回来是看病友的。”也就在这时，丁楚完成了他的回忆录《大梦谁先觉》。 归国前，他给我一份书稿，让我全权处理。
不久前，从网上看到一段对话，大意是杨建利和丁楚谈他的民运计划。
“还病着呢，” 丁楚打趣建利。
“我是给人治病的，”杨反驳。
“我以前也以为我是给人治病的，”丁 楚回之。
徐文立先生，你出国太晚，根本不了解当年丁楚和我的关系。王炳章说丁楚受我领导，你说我是军涛的后台。《大梦谁先觉》出版后，我送你一个PDF版。读后你得出结论：我是中共特务，因为“丁楚在书中明确暗示我接近王炳章有目的。” 同理，你推论道：“我与方励之、刘宾雁、万润南、阮铭成为朋友，也有特殊目的。对《大梦谁先觉》这样一本对你如此不利的书，你为什么还要广为散发？答案只有一个：你想先声夺人，掩盖内心的恐惧。”对你的推理，我回答，读过丁楚书的人很多，褒贬不一，但得出这种结论的，你还是第一个。 在电话上，为了不恶化谈话气氛，我没有继续与你辩论，但今天我想吿诉你： 1）除了目的，人生还有其它的东西，它们往往比目的更珍贵；2）你反共，但你的思维方式是共产党的；3）你敌情观念太强，政治嗅觉太敏锐，借用一句国内年轻人的话，“你太有才了”。徐文立先生，事件发生后，我们的共同朋友张鹤慈与你联系，希望你向我道歉。他问：“既然已经知道他是特务，为什么还要住在特务家，为什么还要特务资助你们的民主事业？”你的回答是：“我们去你说的特务家周旋，党内其他领导人和主要助理也是知道的，至少我们不愚蠢，懂得让对方暴露意图。”
你的解释令人想起毛泽东在反右运动中的反复。对这一反复，作家戴晴曾以女人为喻做过生动的描述。 1）投怀送抱----恳请知识分子提意见，帮党整风；2）大叫被强奸，抓坏人----被章、罗、储言论激怒，写《事情正在起变化》，党内高层打招呼，秘密组织反击；3）宣称这一切都是我施的美人计，目的是引蛇出洞。徐文立先生，你不觉得你有点像毛泽东吗？1) 礼贤下士，千里迢迢到普林斯顿与我共商国是；2) 被李劼、军涛言行激怒，展开联想，决心抓特务；3) 宣称这一切都是你事先策划好的，目的是为了让我“暴露意图”。五十二年前毛泽东“阳谋”反右，出尔反尔祸及百万无辜；今天你翻云复雨，全然不顾事实真相和自己的初衷。
徐文立先生，我们不是没有共同语言。我们曾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你向我推荐你的新三民主义（公民“有业、有股、有产”）， 我则告诉你，认清中国的老三民主义恐怕更重要：专制制度下，中国人是顺民；政策宽松时，中国人是刁民；动乱革命时，中国人是暴民。除此以外，我们不知道还有第四种活法。中国人从未做过公民，更没有公民社会。刁民往上走一步就是公民，向下一步则为暴民。中国人努力了三千年，始终没有迈出这向上的一步。
在两岸关系问题上，我们也有共识。我们都看到台湾是大陆的一面镜子，握有中国民主大门的钥匙。此外，我们还希望国共第三次合作，两岸和平统一。
徐文立先生，中国民主的障碍不在共产党，而在我们自己。有几流的人民，就有几流的政府。一群乌龟竞选，只能选个王八出来当主席。两千年的专制统治，在中国政治文化中注入了强烈的专制基因，人民则是这一基因的载体。载体不改变，无论多少次改朝换代，中国也不会改变。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我是反人民的。我加入过共产党，参加过民运，今天则服膺于芦笛。 我认为，在对中共、民运和中国人的批判上，无出芦笛右者。你当然不会赞同我的观点，但我希望你能容忍我对人民的失望。在这一点上，你的政敌王军涛就比你有雅量。深知我的观点而不以为忤，他戏谑地说：“胜平先自绝于党，后自绝于民运，现在是自绝于人民。”徐文立先生，我们这一代人是喝狼奶镸大的，早已习惯了狼的思维。建政以来，共产党搞了一系列政治运动，对此我们参与过、热衷过，但终于厌倦了。我们想结束这种生活，于是搞起了民主运动。做为这一运动的早期参与者，我曾以为靠一群职业革命家的不懈努力，中国就会民主，人民就会自由。事实证明这是一条错误的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思想方式，民主是运动不出来的。民主需要生活方式的转变。 以共产党的方式去运动民主，我们只会越运动离民主越远，越折腾离共产党越近。
徐文立先生，可怕的不是错，是有错而不认错；不是病，是有病而不知病。这封信就是想告诉你：你错了，而且病得不轻。
徐文立先生，写此信时，我考虑过对你的称谓，是主席呢，还是先生。经过此次“待客不周”的教训，我知道你很在乎礼仪和规格。你见过太多名人，出入过太多高级场合，早已不习惯做常人。在这次你来访送我的书里，159页中有67页是你与各国名人政要的合影。书名是《人类正常社会秩序概论》，严家祺和胡平作序。翻阅此书，感触良多：你评论人类正常社会，而你缺乏的恰恰就是人类正常思维。你的伟人梦、名人梦做的太长了。以家祺、胡平之聪明，不至于看不出你的问题，但他们择善而言。在序中，家祺赞叹你对周易四书的深刻研究，胡平则说你的写作 “闪现着神性的光辉”。我不想给你再增加幻觉，所以决定直称你为先生。我认为，你首先是人，然后才是主席。只有人做好了，主席才能做好。在与你相处的几天中，我发觉你的自我感觉太好了，而你周围的人----包括你最亲近的人----丝毫没有给你提醒。你飘在天上的时间太长、太久，该下来休息一下了。
徐文立先生，你对中国民主的贡献有目共睹，不容置疑。中国若永远专制，你的名字也许会被遗忘。但自由的中国人民----倘若中国真有幸自由的话----将感激你在1979及以后坐牢的日子里为中国民主做出的贡献。
你曾反对魏京生诺贝尔奖题名，魏也指控你为中共特务，这是你们的私人恩怨，我无意置评。
在我看来，你们都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先驱和勇士，是未来民主中国纪念碑上将用大字刻下名字的人。但是，你们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偏执多疑 (PARANOIA)。平心而论，这不是你们的过错，它是长期政治迫害的结果，是专制制度强加给你们的礼物。你们应该做的，是抛弃这个礼物，而不是把它携带终生。
英特尔公司创始人，前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安迪·格鲁夫说：“只有偏执的人生存”（Only the Paranoid Survive）。和魏京生一样，你敏感多疑，有被害妄想，是典型的偏执型人格。中国监狱大学高材生，多是偏执狂，因为正常人----刘晓波和王丹----会屈服。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使你们战胜监狱的性格，在新环境下却是弱点。从秦城到白宫，这之间的反差实在太大，足以令任何人晕眩。事实上，在离开监狱来到美国时，你们既是英雄，也是病人。当时的你们，需要的不是光荣和赞誉，而是心理治疗。那些在欢迎仪式后仍聚集在你们周围，分享光环，甚至把更重的使命加之于你们的人，如果不是别有用心，至少也是不负责任。我这样说，丝毫不是贬低。美军战俘回国，在受到英雄般的欢迎同时，都会接受例行心理检查。在心理恢复正常之前，不会再有新的任务。当然，长期系狱心理仍旧健康的人也有，但不多，是例外。可以说，相对于你们曾处的小监狱，中国社会是一个大监狱。在这个大监狱里生活的人的心态，也与西方自由人不同，这就是所谓的专制人格。
徐文立先生，你与你的79同道，开创了当代民主运动，至今锲而不舍，值得敬佩。但民主不是运动出来的。据我观察，中国大陆自89后民主运动少了，而中国离民主、公民社会反而近了。相反，海外民运随着调子越唱越高，组织越来越多，离民主的初衷反而越来越远。随着民运中主席/总统的不断增多，华人和美国社会对民运的认同不断减少。今天，政庇申请者是民运基本队伍，在真正民运人士中，已很少有50岁以下的人。当然，作为一种职业，我知道民运对民运人士至关重要，也承认人权组织存在的必要。但总的来说，民运启蒙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今天的中国人已经什么都不信，已经到了重建信仰，学习做人，做正常人，做公民的时候了。上帝降临，诸神退位。民主在中国实现的前提，是民运领袖做普通人。
作为对共运的反动，民运是中共党史的最后一章。换句话说，作为共产党政治文化的衍生物，不是民运结束了中共的运动史，是中共的运动史结束于民运。
徐文立先生，民主不需要运动，它只需要生活方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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