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停用谷歌Gmail邮件系统以及外交部的“不了解”表态引起轩然大波，被讽刺为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的“闭关锁国”之举。在中共宣传其道路、理论和制度的“三个自信”，并且又添加了“文化自信”之时，这一做法就更显突兀。有分析认为，其实并不难理解。虽然中共宣传自信的声音很高，但是其事实依据并不充分，或者说并不是真的自信。“闭关锁国”的做法，只会反衬出其内心的忧虑和“自卑”心理。而不论是自信和自卑，都会将其引入保守主义的道路。
外交部被视为观察国家执政者整体心态的窗口
当下，中国崛起已成事实，执政者也有复兴中华文明的企图心。不过对于复兴的模式和途径仍不明确。中国的漫长历史其实早有镜鉴。中国人普遍认可的盛世主要有汉唐两代，而这两个朝代是有着鲜明区别的两种模式。一个中央集权，独尊儒术，破除内外忧患，建立大一统的强盛帝国；一个垂拱而治，多元兼容，内外咸服，成就灿烂文明。对于中共来说，虽然不能完全套用两种历史旧制，但是这种政治状态和治国思维却可借鉴。不论是哪一个，如果要从文明复兴基点上来治国理政，对于停用Gmail邮件系统、“敌对势力”、“颜色革命”之类的意识形态或细节问题或许就不会再有如此多的不确定和争执。
挣不脱的保守主义 自信还是自卑？
观察者普遍承认，习近平本人有宏大的愿景和自我期许。早在上台初期就效法邓小平南巡，以强有力手段进行全面整顿。习近平铺展开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之后一度被认为将会成为比肩邓小平的改革者。而他的企图心或许并不仅仅在此。也是在其上台初期，习近平就携政治局常委前往国家博物馆提出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口号。当时他们参观的“复兴之路”展览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习近平在访欧时提出“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可亲文明的狮子”。另外，在道路、理论和制度的“三个自信”基础上又添加了“文化自信”，并且将其视为前面三个自信的根本。此举与“中国梦”一样，说明习近平是把自己放在了超越中共一党，而站在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的立场之上。在中国具有了雄厚物质基础，崛起已成事实的前提下，中国确实走到了结束近代以来的“历史三峡”、接近复兴的转折点。显然，身为中国领袖的习近平志在成为关键的推动者，甚或是实现者。而习近平对自我的这种定位，逐渐被渗透转化化中共执政党的自我使命。
那么，作为唯一执政党的中共能否担负起这一重任？从目前来看，答案并不乐观。中共十八大以后的很多说法和做法，都有相互矛盾之处。虽然提出“三个自信”，却频频举起意识形态大棒，限制不同声音，划设“敌对势力”；虽然号称道路自信，却始终回避大跃进、文革、六四等历史事件；虽说制度自信，中共自己也承认并且正在进行深层次的制度改革。过去两年里中共对互联网的诸多动作，也可以感知其对于自身体制模式的真实态度。
可以说，十八大之前的中共对互联网是敌视警戒、惧而远之，偶尔带着警棍闯入，一通鸡飞蛋打。十八大之后，中共对网络展开全面整顿，制定严格法律规章，并且指令党内机构和宣传系统集体进军互联网。或许在中共来看，先前的问题在于网络空间的混乱无序，执政者自身的监管缺位，因此需要加强制度性的管控。
不止如此，中共还延续并强化了之前的严格管控模式。为防止中国内部对外的直接沟通，人为设置“长城防火墙”等障碍。虽然官方自称是维护网络主权，但在普罗大众看来却无异于自我限制，“闭关锁国”，使中国脱离于世界。此番中国停用谷歌Gmail邮件系统，正是割断这种内外联系的其中一个部分。值得一提的是，这也与不久前中国倡立的“国际互联网大会”的主旨不符。按其定义，中国的是要搭建与世界互联互通的国际平台和国际互联网共享共治的中国平台。显然，这也是说与做矛盾的体现点。
就此来说，虽然中共对自信的呼声很高，但是以其具体所为来看，并不能称得上是自信，或者说并不是真的自信。相反，此类保守做法反而恰恰证明了“不自信”，甚至有可能存在某种己不如人的自卑心理。其实，不论是自信还是自卑，如果脱离事实而过于极端，都会使自己盲目。自卑过头就会对外面的世界对新事物警惕惧怕，自信过头就变成了自负，盲目排斥外面的不同的东西。这两种心理在中共身上或多或少都有所体现，共同的结果都是走上保守主义的泥淖。当然，其他国家及其政党也很难避免这一问题。中国将驶出历史三峡 取法汉制还是唐制？
在2014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了第18次集体学习，其主题是中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意在通过历史的回顾和记忆，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既然中共认定中国已处在比任何时期都接近民族复兴的目标，那么能够为复兴的中国提供借鉴的或许就只有公元前202年到220年的汉朝和618年到907年的唐朝，尤其是汉武帝刘彻和唐太宗李世民时期。不只是因为这两个帝王，更是因为在这两个时期，中国国家形态和中华文明都臻于巅峰。不过，这两个时代的国家治理体系又呈现极大的差异，这正是可资当下中国借鉴的地方。
汉朝最重要的重要成就是中央集权大一统，与之相伴的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意识形态。这一模式的产生有特定的历史条件，当时的西汉政权面临内忧外患的挑战，内有藩镇割据，外有匈奴压镜。而这种加强中央力量的做法将这些问题逐一破解，甚至开拓新疆域，成就了儒家在后世两千多年的主流地位。
唐朝则是另一套与之差异显著，甚至可以说是相反的治国体系。唐朝继承了隋朝的三省六部制，中央分权制衡，而且将主张清静无为的道教奉为国教，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未修建长城的大一统中原王朝。这种无为的思想还体现为兼收并蓄和包容多元。其结果是，唐朝的科技、文化、经济、艺术极其繁盛，而海内外受其感化相率而朝。
需要指出的是，历史学者对李世民的成就基本没有争议，但对刘彻却存在严重分歧。称赞者认为，刘彻化解了诸多矛盾，巩固了西汉政权；而批评者则认为他穷兵黩武，掏空了文景之治积聚数十年的国力，而且对国家和民众造成重创。也就是说，李世民是建设之主，同时也是强国之主；而刘彻只是强国之主，同时也是破坏之主。注定李世民的治国方法是长久之计，而刘彻的成就只能昙花一现。而且，刘彻之功的实现，还要依托其前两代的积累，而前两代所奉行的恰恰也是道教，即黄老之学。
当然也要看到，面对当时西汉的深重问题，刘彻的选择也无可厚非。同时，李世民的做法也并非瑕疵。汉唐两朝后来的历史说明，这两种体制各有弊病。前者的教训是，中央过于集权容易内部生乱；后者的教训是中央弱势则容易外部生乱。最终两者都没有逃过中国的王朝兴亡周期率。
可以发现，当前中国历史与西汉历史有着极高的重合度，几乎可以说是“重演”。同样是草莽英雄的刘邦与毛泽东初定内外，但局势危若累卵，需要皇帝（领袖）的个人威慑以保持政治稳定；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时期则类似于文景之治，两个时代都创造了极大的物质财富，进一步解决了一些问题，但隐患仍然存在；而当前的习近平就如临政之初稍展拳脚的刘彻，而且习近平的做法也与刘彻较为相似。比如，刘彻加强中央集权，习近平也重塑中央权威；刘彻尊儒，习近平也多次表达了对儒家文化的倾向。更重要的是，二者都处于国家整体态势急剧上升之后即将战略转型的时期。那么，习近平接下来是否真的将如刘彻一般进行力量的整合和猛然释放，尽管其具体方式会有所不同？在中共领导者的认识中，是否也向往刘彻所建立的功勋？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是否也将以一种类似形式来证明实现？抑或是仅仅将这种力量整合作为一种治国理政的手段？
如果是最后一个选择的话，从目前来看其效果是利大于弊的，是正确的做法。不过，如果没有更严重的内外忧患、更艰巨的目标，这时就需要考虑是否要将这种趋势延续下去。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唐朝的无为的治国思想就成为一种必要补充。尤其是在现代，软实力在一个国家里的地位日益重要，甚至成为不同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较量的主要力量。但是比较西东两汉与唐朝，基本不在同一个层次之上。那么，中国是需要汉武帝式的毕其功于一役来证明复兴，还是需要李世民式的以海纳百川理念垂拱而治，适时而为，最终四海咸服？
当然，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选择题，也不是某种模式的套用或复辟，而是一种心态和理念的调整。汉唐两种模式，各有其利弊，执政者要根据新的情况取其所需，两边各有所用。不过也要认识到，两个时代已经有很大的不同。尤其是在国际形势方面，尽管仍有不怀好意之流，却早已没有了敌国入侵之患。如果仍然担心政权被颠覆，或是过分担忧心虚，或是有意转移矛盾。因为问题产生的根源还是在国内，在自身。如果执政者能够借鉴唐代统治者的宽容自信心态，或许类似封杀Gmail，剑指“敌对势力”之类的荒唐做法就能够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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