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北大校内曾活跃着一些自发性学术团体，其中的“福柯小组”很活跃，在圈子里颇有名气。小组的主要成员来自北大的各个院系，鼎盛时有十几人。他们聚在一起阅读福柯，讨论福柯，翻译《福柯文选》。18年后，小组成员们早已星散各处，大多成为各自学术领域的佼佼者：李猛、渠敬东、应星、李康、赵晓力、强世功、吴飞、杨立华、张旭等等，都是学术界闪闪发光的名字。12月23日，小组的三位成员相聚中国人民大学重读福柯----以“福柯的遗产----重启治理术的思考”纪念福柯逝世三十周年。时隔18年，以这样的方式纪念福柯，令当年的小组成员、人大哲学院副教授张旭颇为感慨。
象征着学术的猫咪
从1996年开始，留校任教的北大哲学系硕士李猛组织起一个小组专门读福柯。每个周六早上9点，小组成员都如约聚在中国文化书院研读《福柯文选》，直到下午五六点。
“福柯小组的学术起点比较高，阵容比较齐整，就像是前两年的巴萨足球队一样。”张旭向记者介绍，“我们阅读福柯也比较侧重于社会理论的视角。大家当时都对福柯非常感兴趣，有一股激情把大家聚集到一起。也只有福柯才能将大家聚到一起去读他。我想，在以后，再也没有哪个思想家有那么大的魅力，能将那么多来自不同专业方向的青年人吸引到一起了。”
当年参加福柯小组的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晓力在《无形的学院》一文中提到，“搞懂社会理论，找一个实质性的分析工具，可能是我参加福柯小组的最直接动机。”赵晓力回忆，“福柯小组在北大农园读书，那里的环境很好，地方很大，很安静，门口有一尊老子像，但石像的手指头不知碍了谁的事，被敲去了几根。这地方是杨立华找汤一介先生借的。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也没有机会向汤先生道谢。也不晓得汤先生是否知道有一帮不知天高地厚的学生，曾经在那里读那些离经叛道的东西。”
1998年，在北大外国哲学所攻读博士学位的张旭受好友吴飞的影响加入该小组。彼时，国内翻译过来的福柯作品只有《疯狂与文明》和《性史》。小组成员达成共识：研读一个思想家的最好方式是翻译。小组成员自己动手翻译福柯，一边翻译，一遍校读，一遍讨论。
张旭回忆，小组成员选用的是拉比诺主编的三卷本英译本《福柯文选》。必要时，他们也会参照四卷本的原版《福柯文选》。“对福柯文本的阅读是一句一句读下来的，对福柯的理解也是一句一句抠下来的。福柯的很多话，很多文本，至今记忆如新。我们就是这样硬读下来的，觉得效果比较好。”
就这样，十几位同仁翻译了上百万字的《福柯文选》，收录了福柯140多篇重要演讲和论文。文选于2001年交付三联书店出版。然而这四大卷本的《福柯文选》光打了广告，始终未见付梓。
“听说三联要出四卷本《福柯文选》，当年就有学生准备写关于福柯的毕业论文，到后来这套书千呼万唤死活不出来，最后学生们就只好放弃了。”
在研读福柯的同时，小组成员已经开始将福柯的理论活学活用。彼时，无论是李猛硕士论文做的权力分析，还是渠敬东正在做的失范社会学，无论是强世功做的司法实践研究，还是应星正在做的上访的治理术，都已经可以熟练地运用福柯的方法了。
2001年9月，小组的“灵魂人物”李猛要去美国芝加哥社会思想委员会攻读博士学位。李的离开也意味着福柯小组的正式结束。在此之前，小组成员吴飞已经先赴哈佛读博士去了。
李猛离开后，小组的很多成员仍聚在一起读书，辗转北大出版社、国家图书馆和清华大学。但那时，他们已经不读福柯了。一是《福柯文选》翻译完了，二是小组成员们的思想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他们也都开始分头带着学生读书了。这种读书小组分散在成员们工作的在北大、清华、人大、社科院。
十六年后回首总结，张旭认为，当时福柯小组成员能聚在一起读书，主要是成员们都喜欢福柯。福柯把社会学、法学、政治学、哲学、历史学等各个专业的研究者聚集在了一起。这样的现象，在福柯之后几成绝响。“也许把当年的福柯小组看作一个“无形的学院”有点稍显夸张，但是它确实能反映出那个时代学界的一种精神氛围和思想走向。”张旭回忆，当时在北大还有别的学术小组，有人在讨论维特根斯坦，有人在读海德格尔，也有的小组在读韦伯，还有小组在读基督教的东西。但福柯小组的成员影响更大。“我们小组聚在一起就是读福柯，它代表了我们这茬人对时代潮流的一个判断。”
在11月红砖美术馆的“福柯在中国”研讨会上，就有学者从政治、哲学、伦理、文学、绘画、建筑、电影、音乐等这些五花八门的主题来讨论福柯，放在别的哲学家那里，这很难想象。
“对我而言，福柯是当代哲学的化身”
就像福柯生前最后一次访谈中曾说过的那样----“有两个人对我影响最大，一个是尼采，一个是海德格尔，但是我从来没有谈过、写过海德格尔。”张旭也不太愿意写自己最喜欢的哲学家福柯。
张旭这样向澎湃新闻解释福柯对于他的意义：有一次福柯请他的老师巴黎高师校长让·伊波利特给学生讲当代哲学，伊波利特说，在我身边的这位就是当代哲学的化身啊！“福柯对我而言，也正是如此：他是活生生的哲学，是当代哲学的化身。”
在张旭看来，福柯的哲学是一种充满激情的哲学。这种非同寻常的哲学激情只存在于少数哲学家身上，大多数的哲学家都缺乏这种激情，因而也很难激起人们追随他们的激情。他们只是对那些哲学专业的学生而言的权威，而福柯却能在各个领域中都找到读者。
张旭回忆，1990年代后期，各个专业的人都对福柯产生了一股强烈的兴趣。比较而言，当时刚开始流行的一些学者如伯林、哈耶克、罗尔斯、哈贝马斯等人，远没有福柯受欢迎。福柯逝世三十年来，他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地位到底有多高，学界并无定论。英美传统与德法传统以及各个专业的评价也会有所不同。“但1984年，福柯去世时，法国人都承认他是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家。其地位要在德里达和德勒兹之上。”事实上，哈贝马斯也称福柯是对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时代精神影响最大的哲学家。
“我们越全面深入地了解这半个世纪的西方学术思想潮流，就越会印证哈贝马斯的判断，二十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哲学家可能就是福柯。”张旭说。
张旭还能记起当年李猛给刘小枫的《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1998)写的书评《我们如何理解现代性？》(1998)中最重要的一条意见就是，要理解现代性问题是绕不过去福柯的。
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思想界每隔七八年就会引进一个大思想家，影响一代人的思想学术。八十年代是海德格尔，等到九十年代中期孙周兴翻译出来百万字的《海德格尔选集》，学界已经不再热衷讨论论海德格尔了。海德格尔的纯哲学之后就是社会理论在九十年代的崛起，当时韦伯和福柯这两大巨头炙手可热。
福柯之后影响最大的就是施特劳斯。“或许正是由于施特劳斯及其政治哲学的兴起，福柯热的影响力才没有得到完全的释放，社会理论的潮流被新的政治哲学热潮给淹没了。”
张旭表示，在经历了政治哲学浪潮之后回头重读福柯，他依然觉得，福柯对于理解西方现代性问题不可或缺。“仅有政治哲学而缺乏社会理论的视角，还是不够的。我想，这就是福柯在今天对于我们的意义。”
就是他毕生敢于无畏地言说真话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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