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年轻力量的成长壮大，新型的价值体系也开始逐渐成型，并于无形之中冲击着冷战以来的价值意识格局。本月初，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在《纽约时报》发表的《民主已死？》的言论，引发舆论对西方民主的价值反思。而此前，"历史终结论"的发明者弗朗西斯·福山也在自己最新著作中，对他曾经赞不绝口的终结模式--西方"民主"传达出了失望感。这似乎足以佐证，以西方民主为主要意识形态的价值格局即将打破。然而，若就此而盲目乐观地认为西方民主式微就是东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营的强大，难免掉入了二元对立的陷阱。事实上，在新的局势下，东、西双方谁主沉浮依然是个问号。
自上个世纪冷战结束后，西方民主就成了人类社会政治形态的"终结者"。但近年来，随着金融危机、公民运动的频发，西方的民主体制弊端也不断涌现，西方学界和政界也在不同程度上开始对民主这种"终结制度"提出质疑。相反，一直被西方批判中国模式--集权且缺乏人权关怀的政治体制，却以一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姿态不断前进，并一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不进则退的对立思维里，中、西双方呈现的这种落差，的确形成了一股潜在的力量对比。这种趋势也不失为是中国式意识形态发展的好时机，但冷静下来再看看中国内部的意识形态领域，至今仍停留在"喊打喊杀"的斗争层面，这无疑是中国意识形态发展的最大障碍，毕竟，一个连内部都不认可，不统一的价值观又怎能赢得外界认同呢！不解决这个问题，有何来意识形态领域的"西退东进"？
自中共掌权以来，意识形态就被视为是极其敏感且重要的领域。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开国元勋毛泽东提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更是如此，正如当年的中共红军，他们既是战斗队、工作队，又是宣传队，走到哪里就宣传到哪里；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也大力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开展了一系列的思想教育运动，其中以文革、大跃进最为闻名。这些带有鲜明政治色彩的意识形态活动，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不可想象的创伤，虽然在邓小平时期得以板正，但以"斗争"模型展开意识形态的工作方式，却根深蒂固地留在了中国施政官员的记忆中。到了现在，仍然有很不少官员和学者延续了这种作风。正如某些宣传文件所要求的那样，意识形态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形成了自己的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所谓的"传家宝"，要一代一代传下去，永远不能丢。譬如，他们将戏剧、电影、电视、小说、诗歌、音乐等等文学艺术视为是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作斗争的锐利武器，以及教育人民和团结群众的必要手段。今年"贺岁档"上演的大陆导演姜文的《一步之遥》、香港动作片导演徐克的《智取威虎山》在上演前期正是受到了这种管控"意识形态"的思维，皆遭遇到了删改。
其次，一些被外界视为左派的党报机关也始终站立在弘扬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线，时不时地向网民们宣扬"斗争"意识。据统计，从2013年开始，中共中央机关刊《求是》杂志的《红旗文稿》先后发布过：打好意识形态斗争主动仗；找准意识形态工作的着力点；有人妄想以普世价值改造中国；意识形态没有终结；意识形态工作搞不好也要出大问题；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亟待加强；打牢意识形态领导权等近60多篇言论文章。更不用提，12月12日那篇标题为《维护微博意识形态安全必须纠正的集中倾向》的文章，以近乎直接点名的方式批茅于轼、任志强、孙海英利用微博反党。这种以党媒身份而公然畅谈"阶级斗争"论调，无疑会给外界带来了"红旗左飘"的误解。
需要警惕的是，这种思想与行为却给中国政府带来了巨大的执政危机。以"占中"为例，一些官员大肆宣扬香江遍地的敌对势力，搅得香港问题扑朔迷离，最终从一个经济问题上升到了全世界关注的政治问题。按照某些官员和媒体的话语逻辑，"占中"打的是"民主"、"自由"旗号，受的是西方国家在全球推行"颜色革命"的外在影响；"占中"从表面看，是要寻求"真正的民主"，实质是一些怀有不可告人目的的人搞乱香港进而搞乱中国的图谋。但现实中，那走上香港街头上的数以千万计港民，究竟有多少"敌对势力"呢？民众生活有困难，向政府表达诉求却被贴上了"敌对势力"的标签，民众自然不会买账。如果这样的情况，官方媒体依旧坚持在来无影去无踪的敌对势力上做文章，无疑只在自说自话，甚至还可能因过度滥用，让更多原本可以团结的力量倒向敌对势力的阵营中去。
不仅在香港问题上，在大陆更是发生过多起，因意识形态宣传不力而造成的政府信任危机事件。有媒体调查表示，当下网络舆论场更愿意相信，中共之所以一再搬出"敌对势力"，不过是为了维护己方的专制统治。近年来，随着民主意识的推进，这种"只要是中国发生大事，必是敌对势力怂恿所为"的说辞，越来越难说服民众。尤其是当民众对政府腐败行为产生疑问之际，一些官员总以"敌对势力"加以搪塞，也让民众对官方的"敌对势力"认知上渐行渐远。甚至出现了，官方越提"敌对势力"，民众越对此不屑。可以说，中国意识形态最大的敌人不应该是所谓的"敌对势力"，而是内在系统已经跟不上时代的"宣传思想"。如果想要推出自己的意识形态，中国政府必须看到和解决这个问题。尤其是当下的中国政治，随着习近平执政的深入，在反腐强势下，正是强调法治平等，开放言路，扭转腐旧政治生态的好时机。如果任由"左"的思想荡漾舆论场，很容易让反腐夭折。
在信息时代的全面来袭下，某些主导意识形态的官员还在反击所谓的颜色革命、搞臭普世价值，想办法震慑异见声音，而不是在现实中建立与最活跃的政治力量年轻人进行有效沟通的方式方法。它不明白年轻人在想什么、关心什么、做什么，反权贵反秩序的腻烦心理。所以，在这样情势下，当局讨论再多的文化复兴、再多的意识形态风险都不会起到任何正效应。即所谓，空谈意识形态丧失民意基础，将国家的核心凝聚力建立在空中楼阁的这种做法是很危险的。更不容提，要借助西方反思"民主"弊端之际，将中国新型的意识形态推出去。
新陈代谢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人没有新陈代谢就会失去生命特征，同样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也是如此，在遭遇危机之时，若跟不上新一代的步伐，就会成为愚蒙的旧思想，自然被淘汰。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看待问题的视角也逐渐不同，尤其是新一代的年轻人，他们希望生活在多元化、个性化的社会环境里，他们接受到的思想更加开阔，他们也更需要得到自由与尊重，但政府若一直保持僵化的"斗争"思想，什么都要监管，什么都想控制在自己手中，无疑是有悖于现代的时代潮流。西方已经意识到了"民主"的弊端，他们在用自己的方式反思，与此同时，东方的意识形态转型似乎也更加紧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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