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党营私一向乃现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心头之刺，2014年习近平关于反腐问题的公开谈话中，曾5次以“山头主义”、圈子文化、利益集团、人身依附、帮派关系等言辞痛陈结党之害。2015年新年伊始的1月3日，中国官方喉舌新华社更是罕见揭秘中共党内的三大贪腐帮派，并首次公开给其命名为“石油帮”、“秘书帮”、“山西帮”。坊间以为，随着2015反腐进入新阶段，中共此番高调揭批党内帮派并非空穴之风，其中暗含之警示意味值得玩味。
2014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指出：“把党的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强化纪律刚性约束，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党内决不容忍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随后的2015年1月3日，新华社刊发文章指出，近年来落马的一些“大老虎”背后，多有一帮官员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勾连，形成一个个或明或暗，或松散或紧密的“帮派”“团伙”，并首次公开给这些团伙命名为“石油帮”、“秘书帮”、“山西帮”。
官媒罕见揭秘三大帮派
秘书帮：官媒称，十八大之后，一些曾经担任过秘书职务的中共官员落马，而这些落马的“大小秘书”们因工作经历有着种种相似之处。据公开资料，近两年落马的郭永祥、李崇禧、冀文林等官员先后在四川等地担任过省委秘书长、省委办公厅主任、省委常委办公室主任等，“秘书帮”之称由此而来。
石油帮：2013年9月1日，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党组副书记蒋洁敏被宣布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蒋洁敏因此成为十八大后第一个落马的中央委员。而在就任国资委主任前，蒋洁敏的职务是中石油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在其宣布被查的前后一周时间内，冉新权、王永春、李华林和王道富也相继落马，他们都曾在石油系统内担任高管职务。因而有媒体称之为“被一窝端的油老虎”或“石油帮”。在这些落马官员的公开履历中有不少相同之处：按照落马前的公开职务，王永春和李华林都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冉新权与王道富都曾在长庆油田工作过多年。而一些圈子和团伙还存在“交集”，如郭永祥的工作履历显示，其曾在石油系统内一步步走到副局级干部岗位，又担任过周永康的秘书。山西帮：“山西官场地震”成为2014年中纪委反腐的热词，不少落马的山西籍官员被通报接受调查时，都涉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而多名主政山西的官员与在外地从政的山西籍官员的落马，被媒体解读为“山西帮”。在这些山西籍官员落马者中，令计划引发海内外众多媒体关注。根据其工作履历显示，令计划曾在山西工作了7年。2014年6月19日，曾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的其兄令政策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此前相继落马的一些中央部委官员，也因为祖籍山西或者在山西工作而格外引人注目。2014年12月22日，十八届中央纪委委员、中国科协原党组书记申维辰因涉嫌严重违法违纪被开除党籍和公职。而此前的6月19日，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杜善学被曝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
邓、习曾怒斥小圈子
山头圈子之内互相扶持，互相提拔，一向是中共最高执政者的忌讳。从上个世纪30年代到建国后，毛泽东多次强调中共组织原则，要搞“五湖四海”，不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熟读二十四史的毛深知，朋党之祸，史不绝书，如果中共不能杜绝朋党、山头、宗派，分裂崩析将从内部开始。
30年前，邓小平曾讲过：“小圈子那个东西害死人哪！很多失误就从这里出来，错误就从这里犯起。”此番中共官媒指称的“团团伙伙”，亦是是由邓小平30年前怒斥的“小圈子”发展而来的。
习近平接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以来，在声势浩大的反腐运动中，习近平也一向视结党营私为心头之刺，警示要注重防微杜渐，坚决远离各种“小圈子”。2014年，习近平关于反腐问题的公开谈话中，就曾5次以“山头主义”、圈子文化、利益集团、人身依附、帮派关系等言辞痛陈结党之害。
高调揭朋党有深意
如果说2013年是中共强力反腐的开局之年，2014年则是扩大成果、为中国步入依法反腐、制度反腐打下坚实基础的关键之年。而放眼2015年，随着省部级高官审判大幕陆续开启，反腐法治化、制度化将成为乃后中共进一步着力解决的问题。在此语境下，防结党，实乃反腐防微杜渐之举。
可以预见，在反腐常态化的2015年，中共反腐将逐渐由查办贪官污吏的“暴风骤雨”，向以制度约束官员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过渡。此前四中全会的召开，预示着中共继续保持反腐的高压态势的同时，会着力推进制度建设，着眼反腐制度设计，规范约束权力运行等，从此走向法治反腐、依法治吏。而在此新局开启之时，中共党媒高调揭秘党内帮派、再批圈圈主义，无疑以尽引导舆论之责，为新一番反腐局势挥旗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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