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仁静是中共一大代表，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经历丰富的他，人生一波三折----因倾向托洛斯基主义，他被开除中共党籍；抗战胜利后，他靠卖文而生；1967年6月，刘仁静在文革中被收审，此后被关入秦城监狱，1978年底方得以释放。1987年8月5日，一场车祸结束了刘仁静85年的坎坷人生。《世纪》2008年第1期，刊登刘仁静之子刘文澜撰写的文章《父亲刘仁静在“文革”中》，回溯这位中共一大代表的晚年时光。
1924年3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召开了第二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这是部分与会者在上海的合影，后排左一为刘仁静
1967年上半年，当时“文革”在全国风起云涌，每个中国人都身不由己地置身其中。父亲刘仁静由于历史原因，历次运动屡受批判，此次当然也在劫难逃，受到批斗、抄家、勒令打扫胡同等“待遇”自不在话下。最后更因他在胡同口揭下一张炮轰刘少奇的大字报，想带回家细看（因父亲1950年去北京，刘少奇曾代表党中央接见过他。）而被红卫兵殴打，并于6月被公安部以“反革命”罪逮捕，罪名是“有颠覆政府的活动”。此后我接到母亲来信告知此事，感到非常震惊。这时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母亲今后怎么办呢？”
当时弟弟在南京某厂任厂长。尽管从他参军再转业到南京，他一直极力在政治上和父亲划清界线。然而“文革”中还是被对立一派以家庭出身为由被揪了出来，还一度关在水牢里。
这时母亲的处境十分困难。老伴被捕，儿子久无音信，女儿远在上海。没有生活来源，孤零零一个人，还要面对邻居的异样目光。她向户籍警要求来上海，回答是“不同意”。于是我只好从每月微薄的工资中挤出20元寄给母亲，逢年过节另加5元。如此苦苦挨了几年。1971年有关方面终于同意让她来上海，母亲就把抄家残余的衣物一股脑儿都带上南下。虽然我家很小，又有孩子，但总算也是亲人团聚了。谁知1972年4月我们突然接到父亲来信，要求母亲回北京照顾他的生活。这一来母亲想不通了，她说：“没听说有老头子坐牢，还叫老太婆作陪的，我不去。”此后父亲又来了第二封，第三封，内容和第一封都差不多，母亲还是不去。再后来，上海的户籍警都上门来催了，母亲气得生病。在这种情况下，我对母亲说：“你不要急，我陪你一起回北京，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接下来我忙着向单位请假，安排好家里，终于陪母亲一起回到北京。到达后即有公安部代表找我们谈话，再三叫母亲不要有顾虑，“你是自由的，可以随意出入……”此后又安排小车，送我们到延庆某劳改农场去见父亲。就是在那里我们第一次见到所谓“独院”。那是一个小院子，地处农场一个角落里，内有两间平房，另加一间小厨房，一间厕所。看守人员住在对面，约有两三间房屋，他们另有出入通道。而父亲没有“陪伴”是不能出院子门的。当然外面还有农场高高的围墙、哨兵和电网。我们到达后，该农场的教导员和另一领导也来看望我们，除了向母亲交待一些生活上的具体事项，诸如以后每月会发多少生活费等，也谈到父亲在那里的生活和劳动情况。“劳动”，我一听就睁大了眼睛，当时父亲已经年过七十，他能干点什么呢？只听他们很认真地向我们介绍，“我们和他一起劳动的，就在院子里，一个人松土，一个人挖坑，他拿一个小篮子，往每个坑里放一粒种子，另一个人再盖上土……”原来如此，我听后有点哭笑不得，不知该怎么说才好。
干部走后，我和母亲开始问父亲这几年的遭遇，他似乎不想让我们担心，只简单地说：“遭遇过武斗，最初关在秦城……”还有就是上面要他写交待，他已写了很多交待……看见母亲情绪趋于稳定，而我请假的日子有限，没过几天我就匆匆回上海了，但也正是这次北京之行给了我一个机会，有关方面等于默认了我可以去京探望父母。
此后几年中我几乎每年尽量在节假日上班，再和同事调换值班日期，以凑上八、九天假期好去北京探亲一次。印象最深的是1973年北京之行。那次我仍然去延庆农场，场方还派了一个工作人员到车站来接我。到达的第二天，我看见看守把父亲带到他们办公室，说是有人要找他谈谈，去了一个多小时后，父亲回到自己这边，他的神情平静，默不作声。我问：“人家找你干什么？”他说叫他再写些东西，我说：“那你要写吗？”他谈谈地说：“再说吧。”此前辗转听人说起，毛主席曾有一段指示，提到父亲的名字。当然原话是不知道的，也没地方去打听，大意好像是“……像刘仁静这样的老托派就不要关了吧……”但此事因没法确认，我没敢告诉父母。当时我看看父亲，又看看母亲，她脸上有种期盼的神情，不知怎么，我竟脱口而出，对父亲说：“让我来代你写好吗？”父亲无所谓地说：“好啊，你来写好了。”父亲既然同意，我说干就干，找来两份《人民日报》和一本札记（父亲看报时有随手记一点札记的习惯）写起来。现在回想起来，自己也觉得可笑。我对父亲的思想了解甚少，他在想什么，我其实是一点也不知道的。话又说回来，即使时至今日，又有多少父母会对自己的孩子倾诉自己的思想和困惑呢？但当时我很天真地想，说不定写的东西通过了，“最高指示”得以落实，父亲也就可以恢复自由了。我记得当时把两份报纸东抄一段，西抄一段，又把父亲的札记摘录几段，穿插其中，东拼西凑，交给父亲，让父亲抄一遍交差。此后没过几天，我就回上海了。这份假检查的效果如何我无从知晓。但后来隐约听说，领导对父亲说：“这不是你写的。”反正我只知道过了一段日子，父母被搬到团河农场还是一个独院，但环境好多了。院子坐落在一片树林边，看守的人也由五、六个减为两个。我在那里也住过两次。再后来又搬到北京近郊少管所外围一处闲置房屋内，看守好像只有一个人，而且经常不在。听母亲说，这位看守也姓刘，他很“大方”地对父母说：“这院子门就不关了，我不怕你们跑。”而父亲幽默地回应道：“干吗要跑，这里有吃有住，蛮好嘛。”在少管所期间，父母的境遇又有所改善，每逢我去，居然还派车送我们到京郊一些名胜去游览。至于写检查，就我所知，后来次数也减少了，而其结果还是没有通过。听说在延庆时，找他谈话的人有一次气呼呼地说：“要不是看你是‘一大’代表……”不过在我记忆中父亲不管在哪里神情都是那么平静而又沉默。现在想来老人自有自己的信念和为人原则。他认为自己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的事早在1950年来京时就公开承认了错误，而且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还加上了措辞严厉的“编者按”。如今旧事重提，要他为了自己能早日重获自由，就给自己再扣上几顶大帽子，或者无限上纲，口是心非地就此“认罪”。显然在他是想不通也难以接受的。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从我送母亲回京算起，又是6年过去了。终于迎来了1978年，神州大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指引下如沐春风。划时代的变化开始了。夏末，母亲来信说公安部在北京的江苏饭店宴请二老，席间宣布父亲自由了，回原单位（仍任人民出版社特约翻译）。至此长达12年的“监护”生活终于结束。
又过了8年，1986年，中央统战部找父母谈话，通知他将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10月任命正式下达。对于时年84岁的父亲来说，这似乎是一个迟来的好消息，但毕竟是党落实政策的体现，对父亲也是一种安慰。只可惜好景不长，1987年8月5日清晨，父亲因车祸不幸逝世，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就这样默默走完了自己的路。
父亲逝世后，由人民出版社和国务院参事室共同在八宝山为他举行了追悼会，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8月12日《人民日报》和全国各大报纸对此都作了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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