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初夏，南海上空波诡云橘，滔天巨浪不断拍打着那些散布在海洋中的岛礁。5月份，中国海上巨无霸的981平台掀起的浪花“直扑”到金兰湾，直扑到狭窄的越南走廊。那段时间，外资企业以惊恐的目光注视着暴怒的人群一路抗议中国一路洗劫工厂。抗议演变成打砸抢的暴力事件，但有消息传出中国公民遇难时，越南当局才发觉局面濒临失控。敌对势力、异见人士、反对党力量……犹如一波波巨浪由南向北奔涌而来，越共不得不为自己的民主化努力而买单。
越南权力结构分散或正在丧失对根本问题的掌控
那场令人记忆深刻的暴乱固然有越共当局操作民意的成分，但是实际上也反照越共的统治是如此薄弱，稍有风吹草动便有颜色革命之虞。为什么会如此？众所周知，越南政治狂飙突进是近30年比之经济改革更明显的动作。正是如此，“四驾马车”形成权力高度分散化的格局。当年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成为包括越共在内的共产主义者取得政权乃至克服一系列政经危机的制胜法宝。然而，今天，“四驾马车”所象征的政权的分散化已经瓦解了民主集中制，进而导致整个权力结构都在一片看似热闹活跃的诡异气氛中陷入危机四伏。非但如此，顶层权力分散化和民主化，推动了外部力量的介入，也加剧了颜色革命的风险。没有一个坚定的核心，越共的大胆改革会逐渐偏离轨道，自己成为自己的掘墓人吗？
越南还能造多少驾马车？
2014年6月1日，越共政治局发了一个告知全党书，将一系列反华暴力事件定性为“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以民族主义为借口发生的暴力行为”。不料，此公告一出，也就是6月3日，越南总理阮晋勇就公开表态说，“我对这个有保留。”阮晋勇接受美联社记者专访时表示，对越共中央政治局所做关于越南境内反华示威的公告，他本人“持严重保留意见”，并认为“党的民主决策机制已经出现某些问题”，同时表示“将行使一名普通越共党员的权利，向越共中央提出个人意见”，且“不排除以个人身份与党外政治团体合作”。这一公开言论，立即撕裂了早就脆弱的越共共识，也暴露了越共内部一直处于白热化的斗争。还记得2010年6月，越南国会的一项决议让世界对其刮目相看----越南国会否决由总理阮晋勇主推的南北高速铁路项目。该高铁计划从北部河内市贯通至南部的胡志明市，长约1,570公里，预计耗资560亿美元。越南国会首度对政府首脑说“不”，在当时被看作标志着国会已逐渐摆脱过去“投票机器”的地位，而真正上升成为与越南“三驾马车”（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并列的“第四匹马车”。而否决高铁后仅5个月，国会又找上阮晋勇的麻烦----就越南船舶工业集团管理层涉嫌违规经营招致重大损失接受国会质询。
于是，胡志明之后的“三驾马车”之外，越共高层权力进一步分化，互相之间的平衡更加微妙难测。2001年越共九大上，为加强集体领导中的集体色彩，决议不再设置政治局常委，它使得越共领导层扁平化。总书记是中央书记处成员，不担任国家元首，有模糊的实际军权和有限的党权，却无政权；总理有较大的实权，但无军权和党权；国家主席有名义上的军权和政权；国会主席职权虽虚却在上文中显现了威力。
但这并不是终点，近年来，越南“祖国阵线”的地位和作用也明显得到提升，这一类似中国“政协”的组织吸收了大量社会上“有活力”的组织和个人参与。伴随着2013年7月越南副总理出任该组织中央委员会主席，河内的主席台前已经有“四驾半马车”并驾齐驱，越共互相制衡的集体领导体制也由此变得更为人多嘴杂。
如果说，权力分散可以归于越南在向西方民主体制靠拢，那便过于肤浅。实际上，众所周知，今天四架马车的形成有其根深蒂固的历史背景。越南当时是在民主集中制的苏联原则取得民族独立的，通过统一战线组织完成历史使命。但是，自胡志明之后，越南再无一个人具有绝对权力的核心人物出现，甚至连胡志明也由苏联“空降”在各势力集团间达成妥协的。胡志明1969年去世前，曾担任越南劳动党主席和第一书记（后改称总书记），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和政府总理，又是越南人民军的领导人。然而，他去世之后，越南再无任何一个人的权威达到他的集中程度。相反，各种派系力量之间你争我夺，只能达到相对的平衡状态。在很多观察人士看来，当下越共权力分散的格局确有越共自上而下的主动推动，但更是权力自始至终缺乏统一权威的传统和现状的必然。其中一个关键的客观因素便是“一条扁担挑着两个箩筐”地理结构自然形成的南北两大平原、两个经济中心，社会资源、社会组织和政治势力长期分为南、北、中三大块。
民主集中制瓦解 危险在迫近
1989年的中共当时经历六四事件的考验，又一名改革派领导人赵紫阳宣告下台，随即江泽民临危受命，一举被邓小平拱上台。邓小平给当时尚无威信的江泽民背书，在6月16日的讲话中，他说，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的。进入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这一点所有在座的同志都要以高度的自觉性来理解和处理。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也就是现在大家同意的江泽民同志。开宗明义，就是新的常委会从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要注意树立和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中的核心。只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有一个好的常委会，只要它是团结的，努力工作的，能够成为榜样的，就是在艰苦创业反对腐败方面成为榜样的，什么乱子出来都挡得住。这就是通行于共产党国家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它肯定一个权威的存在，并认为这个权威的是必须的。1899年到1904年间，列宁曾多次主张按民主集中制建党。1904年，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一书中强调：“党是工人阶级有组织的部队，党必须按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在党处于秘密活动条件下，党的代表大会为党的最高机关，民主选举中央领导机构，这就体现了民主原则；在党的代表大会闭会至召开下层代表大会为止，党中央为党的最高机关，一切活动在党中央领导下进行，这就体现了集中的原则。”
在中共的权力结构体系中，虽然也在江泽民尤其是胡锦涛时期也有浓重的“九龙治水”的痕迹，但至少是有拥有名义上的权力核心的，中共最高领导人是唯一的，而不是在话语权权重上搞平均主义的。至于习近平更是如此，自起即位后便面临重重危机，“要做的事情很多”，非一个政治权威有所魄力不足以动摇利益格局，“重新杀开一条血路”。
相较于此，越南政改狂飙突进，顶层权力结构只讲“民主”（各派势力妥协）不讲“集中”， 这种“集体领导”固然可以阻止绝对的个人独裁的出现，但其负面效应的显现是迟早的、必然的。其导致权力运行的脆弱性也是致命的。
越共党内民主的本质实质上成为高层权力者扩张权力，抑制他人需求的幌子，并最终导致了民主集中制瓦解，阻止了核心出现的可能。首先，它是可能诱发越共分裂，譬如上文中阮晋勇与越共中央的公然对抗，从而导致全社会的思想混乱。其次，由于权力趋于分散，党内各派政治力量竞争激烈，客观上为政治辩论和发展道路的选择打开了空间。在这一公开、半公开的思想、学说竞争中，知识分子扮演着重要角色。不难设想，外部的影响也会通过这个管道渗透进来。柏拉图就注意到民主引发的“外援”现象。柏拉图在《理想国》里指出了民主政体内部因政治竞争会引发引入外部资源的问题，并认为这是实行民主政治的主要风险之一。所以，越共由此所遭遇的颜色革命的压力只会越来越大。
同时，更为现实的是，为了权力的平衡，它必然导致一个“无为而治”政权的产生。它不仅导致决策障碍，效率低下，应对危机或者说推行改革缺乏动力和责任意识，更无心支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以及公共管理等诸多方面的职能。
反过来，政治权力分散的弊端迟早会反作用于经济上。2008年越南在金融危机后遭遇严重打击，此后每年GDP增长低于预期。同时，越南南北经济不平衡，贫富分化严重，基础设施薄弱，一度使得阮晋勇实际中处于尴尬的状态中，始终难有作为。而如今，越南经济虽有恢复，但身处内外交困的大格局没有实质性变化，国内经济严重依赖外贸，如果越南持续在分散权力、瓦解民主集中制上越走越远，陶醉于民主政治的“荣光”，造成权力的碎片化，那么更为猛烈的执政危机甚至“颜色革命”并非危言耸听。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