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5年1月1日中国军报发表题为《一些西方国家加紧对中国策动“颜色革命”》的评论文章，指称一些西方国家对华策动“颜色革命”，加紧实施网上“文化冷战”和“政治转基因”工程，“妄图对解放军官兵拔根去魂，把军队从党的旗帜下拉出去”，北京对可能发生颜色之变的极度紧张已然可窥。而近段时间来，无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外事工作会议中着意强调外交工作的意识形态，还是中国外长王毅刊文强调社会制度、中共领导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乃“中国外交的根基”，抑或中国著名演员孙海英就信仰问题同中共官方喉舌爆发激烈争论，则愈加凸显了北京为遏颜色革命，意识形态全面左转并进一步影响外交领域之态。并且正是在此背景之下，中共近日有意搁置被视为核心利益的中越海上争执与越共进行第四次高层交流，更是难免惹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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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25日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应邀对越南进行了正式访问。诚然海上争执仍是两国无法避谈的关键事项，但两党关系却显然占据了此访更为重要的位置，这也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在核心利益与意识形态的抉择面前，北京执意倒向了意识形态。然而，尚且不论冷战结束后各国均放松了对意识形态之争的现实下，中共此举是否合时宜，即便越南真正步上颜色革命后尘，此举能在多大程度上起到真实帮助亦需考量。
杯中风暴外溢引惶恐
在中共的现实思索之中，越南国内的“茶杯风波”或将外溢并引发连锁反应，显然是北京驰援越南的“理由”之一。今年5月越南国内爆发“工潮”，表面看来乃抗议中国981号钻井平台南海作业，但究其源头实际上仍在于越南内部问题难解。而从越南共产党60多名老党员向党中央发表公开信，要求“放弃社会主义，不要再依赖中国”来观，这场“杯中风暴”毫无疑问波澜已起，并且伴之越南的“褪色”，危机不止步于此一国也开始显然。正如有关观察人士指出的那样，地区范围内的颜色革命往往具有连锁效应，或沿着中间夹缝地带呈链条状反应，并且或继一国之后在地区多个国家呈现并发反应，而当前越南乱局之下的世界就正在面临这样一种风险。中南半岛的动荡或将从南海的一侧逐渐辐射开来，且其波及范围更是极有可能远及亚太。
基于相同或者相类似的地缘政治条件，往往导致颜色革命在地区范围内呈现出连发、并发和多发的特点。在此现实之下，其他地域所发生的“颜色革命”或许能够为当前的中南半岛敲墙警钟。从2003年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成为独联体地区链条状反应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这样一场风波影响横跨南高加索、新东欧和中亚三段弧线上的多个国家。到发生在北非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之春”亦呈引爆发式的并发反应，由2010年底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开始，迅速波及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多个国家，表现出明显的并发特点。中南半岛地区周边各国与越南存在很大相似性，或也极有可能导致其因越南的“色变”而集体沦陷。
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则是，1991年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由15国锐减为5国，虽然以苏联解体为端，“社会主义阵营”已不复存在，而“共产党”3个字表面上亦不再是各执政党的统一称谓，但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导、追求社会主义是仍是这些共产主义政党在践行的共同目标。若放诸国际共运的大背景下来观，以中国为首的5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衰成败无疑与国际共运的未来前景更直接相关。也正是因为此，越南一旦爆发颜色革命可能在社会主义国家当中引发的连锁反应同样不容小觑，这或也是是当前北京更为担心的。
而从冷战结束东欧剧变引发的“苏东波”直接导致苏联解体来看，颜色革命的“启动效应”，即每一轮革命最终或都指向特定大国、世界霸权的地区对手，先期引爆的国家往往分布成大国的外围据点或战略支点，一旦关键环节失守，就会破坏大国赖以生存的体系完整性，越南引发的“远东波”伤及的对象极有可能指向中国。鉴于此，无论是出于为社会主义国家作整体考量，还是中国自身利益，北京似乎均无理由作壁上观。
三因素掣肘北京难解越共之困
不过，外交政策的“谜底”往往是国家利益，而地缘政治、战略安全环境、经济发展潜力等因素则是制定外交战略和政策的主要依据，在此意义之上，若单纯将意识形态作为出发点解困越南，北京之举似乎仍显鲁莽。其一，诚然越南地处中南半岛东部，乃东南亚地区人口和军事大国，且素有中南半岛的前沿屏障和重要门户之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但农夫与蛇的故事或许仍应为北京引以为戒。从中越两国交往历史来观，越南官方言行不一实际上早有先例。2013年中国国家领导人访越之际，越南还与中国确认将认真落实两国达成的指导解决中越海上问题的基本原则协议，然而一年时间不到，越南就将承诺抛之脑后。而越南在西沙主权问题上的出尔反尔，更是早将其自身降格为“国际信誉等级极低”的国家。另外，就在越共近来主动加强与中共党际联系的同时，越南当局借机中国与菲律宾南海争端案发表声明，呼吁国际海洋法庭关注越南的正当合法权益，实际上也清楚地暴露出越南并无半点意愿在海上领土问题上松口，甚至大有反咬中国一口之嫌。
其二，在意识形态对抗逐渐让位于利益博弈的今天，半个世纪前的“同志加兄弟”中越情谊是否有让步于其他方面利益的价值而被中共至于高位，着实值得深思。越南有一句话，“天堂太远，中国很近”，其中包含着互相矛盾的两层意思----其一中国是通向天堂的拦路虎，其二中国本身就是天堂，而这也从根本上暴露出越南对于中国的矛盾心态。
事实上，近十年来越南官方的中国认知正经历着从榜样到伙伴、从关注低级政治领域向关注高级政治领域以及从追赶到平等的变迁。作为同一地区同时崛起的两个邻国，中国与越南基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双边关系也逐渐向在各自国家利益基础之上，为应对共同挑战和促进彼此发展的双边关系转变。而伴之2014年5月中越关系紧张，越南力求在经济等领域与华脱敏则愈加明显。不仅越南国会代表、学者、经济专家频频提到要减少依附中国经济的方案，越南总理阮晋勇更是直言，要大力发展国内市场，使进出口市场多样化，开拓和发展新市场，避免过度依赖中国或其他任何经济。在这样一种现实之下，中国不利用自身对越经济优势对河内施加影响，反寻求重回数十年前“传统”同越南进行意识形态捆绑，难度可见一斑。
其三，越南当前乱局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内部，外部施力成效几何也应当成为北京应对越南危机的重要量度。与中国共产党相比，当前越南共产党的社会控制力明显偏弱，其上层权力结构缺乏核心，集中度不够，最高权威愈趋呈现扁平化，基本上造就了一个平等者间相互竞争的局面存在。而伴随2001年越南“九大”政改以及随后的“十大”，越南国家权力则进一步分散，国会作用的加强，从根本上导致了政治上由总书记、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和国会主席四马驾辕，再加之近年来，越南“祖国阵线”的地位和作用的明显提升，河内的主席台前实际上已有“四驾半马车”并驾齐驱。并且恰恰是这样一种权力分散作用下形成的“弱王”格局，不仅较大程度影响到了当前的中越关系，还直接导致了迄今为止城市化率只有30%、工业化水平仍属初级阶段、新兴城市中产人群的数量有限，且组织化水平和舆论动员程度均尚未充分发育的越南社会结构，不足以承受政治变革所带来的巨大压力。邓小平曾言，中央领导集体一定要有一个核心，那么越南现在的情况则是为此做了反面的注脚，在此意义下，越共褪色背后的更深层次问题或在于，北京虽有意伸出援手，但根本无力力挽狂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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