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间进入2015年第一个工作日，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便在中纪委的强势反腐下成为新年的第一个祭品。与最近两年以来落马的六十多位省部级干部和四位副国级以上干部（苏荣、徐才厚、周永康、令计划）一样，随着中共正式公布他在接受调查的新闻，各种关于他的传闻一下子全部从地底下钻出来：与周永康、季建业的关联。整个过程富有规律：先是新华社或者中纪委官网予以公布，进而相关媒体迅速推出他们的累累罪行，一切看似非常合理，但却隐含一个问题：为什么当初他们在任的时候全部都是正面新闻而在他们落马后又全部都是负面新闻？
杨卫泽
当腐败官员一朝权在手的时候，媒体上关于他们的新闻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正面的，而这无疑是不可靠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本来便应接受社会批评和监督的官员，他们真的比圣贤还贤明吗？真的没有任何污点吗？毫无疑问，不是他们没有污点，而是媒体不敢报道，而是新闻有政治纪律，而是权力才是最终的主宰。那么，等他们落马后各种铺天盖地的丑闻和罪行，难道不是同样值得怀疑吗？当然，此处绝不是为了替腐败官员辩护，因为他们的累累罪行早就应该得到法律应有的惩罚，这样说只是为了批判权力扭曲下媒体操守问题。
如果因为一个官员的落马而将他整个人全部否定，到处都是负面新闻和谣言，到处都是删除他曾经的正面报道和成绩，人人唯恐避之不及，则是一种悲哀，人性的丑陋在世态炎凉下暴露无遗。事后彻底否定他们，在人家彻底失势的时候踩上一脚，早干嘛去了？无论是杨卫泽，还是周永康，乃至大多数落马贪官，关于他们的腐败传闻绝非一时兴起，而是早在民间和外媒流传，可是天天与他们打交道的央视、官媒难道都没听说过吗？难道他们从来不关注民间的舆论吗？媒体本是舆论监督的利器，甚至在西方国家还被称为是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之外的“第四权力”。《独立宣言》执笔人、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说过，假如让我决定我们应该有一个无报纸的政府，还是有一个无政府的报纸，我将毫不踌躇地表示欢迎后者。可是，如果杰斐逊活在今日中国，看到被权力扭曲的媒体，看到满屏尽是歌功颂德、唯唯诺诺的报道，不知他会作何感想？
更重要的是，如果腐败官员落马后只剩下负面新闻，则是对过去几十年整个官僚体系的嘲讽：一个身上背着如此多罪行的人，一个满屏尽是负面新闻的人，居然能在一个号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官僚体系下攫取高位，不得不说是一个天大的笑话。毋庸赘言，落马贪官并非刚入官场就是贪官，他们不仅不是一无是处，甚至可能有许多优点，尤其是在汇集着大量人才的中国官场，更是如此。既然许多贪官是有不平凡的业绩，那么媒体在报道落马后的他们的时候为什么一边倒地全是负面新闻？这难道不是墙倒众人推吗？当一个人得势的时候，媒体尽相追捧，而当他们树倒猢狲散的时候，立马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恨不得踩上一脚。
然而，媒体之所以沦落至此，最重要的原因是权力主宰一切。在无所不能、无处不在的权力面前，媒体唯有成为附庸，方能生存。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国的言论环境比较狭窄，但仍然有像《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财经》、财新传媒、《新京报》这样的媒体勇闯禁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在当代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一抹令人尊敬的亮色。当然，与世界一流媒体相比，中国媒体的素质和专业精神实在有着不小的差距，尤其是与权力短兵相接的时候，几乎都是集体大溃败。所以，当我们批评媒体操守的时候，更要规制悬在无数媒体人头上的权力利刃，否则仍然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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