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社会不同，西方并没有士大夫这样的特殊群体，或许正是这样的区别，致使西方人对中国的士大夫精神以及中国文化产生更多的关注。士大夫阶层究竟有什么神秘之处呢？岳麓书院院长朱汉民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孔子雕塑
在凤凰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朱汉民谈到，“士大夫”这个词，其实包含两个词：一个是士，一个是大夫。在西周，士、大夫均是指贵族阶层，但是，“士”到后来成为一个读书人的泛称，而“大夫”是一个官员的泛称，“士大夫”合起来就是书生加官员。所以，士大夫翻译成英文就很简单，就是“学者—官僚”，士大夫既有文人学者的身份，是现在我们讲的文化精英就是这个阶层;另外他又是朝廷的官员，是官僚。
除了这两重身份之外，士大夫还有一个特点，其实也是古代的经济精英，因为大家知道传统社会是农业经济，那么士大夫往往也都有一些的田产，当时他们都是占有农业经济资源的一个群体。除此之外，士大夫还有一个特点，也是西方更没有的，士大夫往往兼有传教士的职责。西方社会也有官僚、有学者，还有一个群体就是僧侣，他们在社会基层从事道德教化。其实中国士大夫还要承担僧侣的道德教化功能。可见，士大夫作为社会阶层，要承担很多社会职能，仅仅是“官僚”或“学者”，还远远没有揭示出他的内涵和所承担的社会职责。
“士志于道”的士大夫精神
“士志于道”是士大夫精神的第一个阶段，时间也就是从战国时代形成士大夫之后，到两汉时期。这段时期是士大夫精神的奠定阶段。当然，朱汉民认为奠定士大夫精神传统基础主要是儒家，当然也包括道家、法家等等，几个不同学术的流派，因为事实上诸子百家各种学说，后来均成为士大夫精神的来源。但是，在这些文化思想来源中，一直是儒家居于核心地位。士志于道，作为士大夫的志向是什么，使命是什么，孔子讲得非常明确，“士志于道”。士大夫来到这个世界上来，他的人生目标就是道，所以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就是说你早上得道之后，哪怕晚上死去也心满意足了。为什么要把道作为士大夫精神的核心、基础？这可能与春秋战国时代士人的社会、文化的双重焦虑有关系。士大夫作为一个精英阶层，他天生就是说他对这个社会有责。所以，孔子总是有一种非常强的社会焦虑，他有一句话：“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他认为天下无道，社会秩序混乱，君主不像君主的样子，他不知道怎么关爱他的臣民；而臣也不像臣的样子，一个臣子也不知道尊敬、服从他的君主。父亲不知道怎么慈爱他的儿子，儿子也不知道怎么孝敬他的父亲。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士大夫必须承担社会责任，要重建一种好的社会秩序。如何建立一个好的社会秩序？孔子认为必须要恢复西周所创立的礼乐文明。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礼乐文化没有了，大家都不愿意遵循礼乐文化，先圣先贤们所创造出来的文化礼乐面临危机，所以孔子同时感到一种文化焦虑。
孔子希望重建一个“天下有道”的世界，他希望士大夫“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作为一个士大夫，必须以“道”为原则去侍奉君子。他还提出，“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务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与是，颠沛必与是。”他认为士大夫必须坚持自己社会秩序的道，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理想的道，以“道”作为自己的神圣目标。
包括还有孔子的一些弟子，都提出了一些相应的思想，像曾子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他知道“道”实行起来非常难，所以叫任重而道远，必须坚持下去，死而后已。还有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士大夫总是要面临很多问题，包括面临自身命运的主宰，面临其他权贵的压迫，但是孟子认为作为一个士大夫，应该是一个大丈夫，应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有一个士大夫的浩然之气，这个浩然之气就是一种士大夫精神。西汉陆贾也说：“夫君子直道而行，知必屈辱而不避也。故行不敢苟合，言不为苟容，虽无功于世，而名足称也；虽言不用于国家，而举措之言可法也。故殊于世俗，则身孤于士众。”陆贾认为，作为君子、作为士大夫，就应该是直道而行，尽管坚守道而有屈辱，也不回避它；他认为如果坚持道的人可能会身孤于世众，但是仍然不会改变自己的信念。这就是由儒者所创立的“士志于道”的士大夫精神。那么这个“道”究竟是什么？这个“道”是包括文化理想和社会理想的一套价值体系，他能够化解士大夫的社会焦虑和文化焦虑。所以，士大夫是这个“道”的价值承担者。他必须把这套价值承担下来，因为他是整个社会的精英阶层。这个“道”靠什么来支撑？本来这个道是人道，儒家认为人道来源于天道，也合乎天道。它不仅仅是儒家学者主观追求的一个“道”，比方说我们知道，孟子说“尽心、知性、知天”，就是认为你内心的价值追求，其实是和天道相通的，所以“道”就成为一切士大夫的精神目标和信仰支柱。这一点，是士大夫精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
对与士大夫来说，能够构成对他的信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是现实君主的政治权力。士大夫不仅是追求知识的学者、追求信仰的圣徒，同时还是一个庙堂的官僚。作为朝廷的官员，他必须遵守政治秩序，必须服从君主、皇帝、天子的任何命令，因为君主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那么，士大夫作为一个身兼学者与官僚为一体者，他必然面对两个东西。一个是所谓“道统”，就是他作为一个学者的士君子，必须坚守从孔子、孟子传过来的文化理想、价值理想，他必须要坚持“道”的信仰。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他作为一个官僚的士大夫，他必须服从现实的君主，他必然面临一个“治统”。士大夫作为既从事社会管理又从事文化创造的“学者—官僚”，首先必须面对精神权威的“道”与政治权威的“君”的关系。士大夫的一个最好的理想，就是道统和治统合一，一位士大夫说：“天下所极重而不可窃者二：天子之位也，是谓治统;圣人之教也，是谓道统。”在士大夫的文化理想与政治理想中，“道统”与“治统”必须合一。但是在历史现实中，“道统”和“治统”总是分离的。但是，历史现实中“道统”与“治统”往往分离。道统如果没有治统，士大夫的理想就不会成为现实，这个道是空想，只是学者观念或者书本里的东西；但是，这个治统如果没有道统的话，天下也会乱，出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局面。“道统”与“治统”的分离会导致治统无序、道统孤悬的状况，对两者均是严重的伤害。作为“士”，一旦“道”与“君”相冲突，士大夫该如何?他应该是“道”的坚定维护者，还是“君”忠实服从者?士大夫的回答：“从道不从君。”这是荀子在战国时期讲的，他认为士大夫在面临道和君的冲突时，应该是是从道不从君。所以历史上有很多士大夫，就是为了这种理想的道，而和君权发生冲突，导致种种悲剧发生。
实质上，“道统”与“治统”的分离而导致治统无序的情况，在东汉的时候就发生了。作为一个重要的士大夫群体出现在历史上，应该是东汉。大家知道在春秋战国时代，那个时期的士大夫都是非常分散的，秦朝的政策是“以吏为师”，儒家士人没有地位。西汉采用“独尊儒术”、察举制度，使那些读书人能够通过儒家经典的学习而选拔为朝廷官员，就开始形成一个士大夫群体，官僚队伍中的儒家士大夫比例越来越高，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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