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曾经有无数人重复这句霸气的台词，包括徐克在描述自己的银幕世界时候。有人描述他，一副桀骜不驯的形象，清癯俊朗的外表下显出干练，让人印象深刻；衬着他的胡子和雪茄、墨镜，一副典型的“江湖侠客”的样子。所以，当曾经正统文艺《智取威虎山》改天换面出现在荧幕，香港武侠电影导演与红色样板戏呈现最微妙的戏剧性冲突时，人们还是清晰地记住了满脸大胡子、随地拉野屎、满身匪气的杨子荣，而非模糊不清的“伟光正”的人物脸谱。它依然被称为大陆的主旋律电影，但自2014年12月末在中国大陆上映以来广受好评，目前票房已近7亿（1人民币约合0.16美元）。2015年1月2日，《智取威虎山》在北美上映，也获美国主流媒体和电影网站好评。
《智取威虎山》导演徐克
终于，红色样板戏的复活似乎打入了一剂兴奋剂，圆满了中共复苏红色文化的幻想，也终结了隐喻色彩、机锋尖利的姜文的神话。这应该就是去年习近平版本的文艺座谈会的用意了吧。于是，杨子荣的荤话二人转远比赵本山的二人转更“政治正确”，杨子荣的匪气也更具理所应当的可接受性。大陆主流舆论也开始进入难得的亢奋期。《21世纪经济报道》甚至看得更远，在这样的狂欢中迫不及待地预言一个时代的来临。《<智取威虎山>目标10亿票房，红色电影的新时代逆袭》称，“徐克版的《智取威虎山》是一个特殊符号，它的成功让电影界对于红色题材改编有了新的认知。‘未来，有关红色题材的改编，可能会成为业内一种新的潮流方向，因为从现在的视角来看，所有的红色题材都是一个超级IP，它的版权形象已经非常朗朗上口，深入人心了，缺少的就是现代化的重新演绎。’”当然，还有握有绝对话语权的众多党报官媒鼓噪而进。《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在内的主流媒体都不吝赞美之意，向徐克竖起了大拇指。先是最高党报的连篇累牍之作。《英雄永远值得仰视》称，因为在犬儒主义盛行、英雄主义缺席的今天，它能够唤起大家的觉醒与共识。《唤醒我们心中的杨子荣》说，因为身体缺钙了，补钙可以交由外国钙片；精神缺钙了，舶来品恐怕就难以指望。作为补充，党报海外版还特意开辟出了一整个版面，继续加码英雄主义颂歌。
的确，应该承认，徐克的成功到底是圆满的，即便它的硬伤一如表面上的优点那般清晰。激烈的打斗场面，飞机大炮出动、坦克炮轰威虎山主峰的震撼效果，尤其是20多人的中共军队小分队全歼座山雕一众千余人，十足剿匪神剧的架势。甚至连美国媒体也评论：“这部堪称奢华的时代影片具备足够的刺激、动作和情节震荡，很多地方足以让美国动作片感到羞愧”，“影片的优势在于张弛有度的节奏和堪称粗野的打斗，精心的编排和波澜壮阔的场景绝对引人入胜”，“《智取威虎山》并不像导演尝试表现的那般大气和宏伟，但一波一波的惊险剧情足以弥补其不足”，“偏向素色调的美工效果和出色定位，让这部影片不论是在国内还是海外都拥有不错的口碑”。
然而，“狂欢”也许只是中共的一厢情愿。它并不是红色样板剧复活的象征。徐克没有义务为所谓的主旋律“招降纳叛”，更没有野心去为红色样板戏的中共正统文艺寻求起死回生之术。也许，他所做的很简单，在更宽泛的范围内寻找他的英雄主义的生存空间，仅此而已。
所以说，他只是借壳生蛋，继续演绎着《蜀山传》《黄飞鸿》之后自己的江湖，继续在重兵器完成了又一次自己的技术流炫技。一如在之前，徐克一入江湖，便是他的天下。轻车熟路，随性发挥，用江湖片的旧瓶，装样板戏这壶陈酒，居然酿出了一坛老少皆宜官民可同欢共饮的新软饮。于是，杨子荣不再是油头粉面的伟光正的形象，也不再具有先天性完美无缺的革命英雄。相反，不仅仅有令狐冲的侠肝义胆，还有放荡不羁。这就是一个人个性化叙述中的江湖和武侠英雄，杨子荣也必然需要接受这种“徐克式”的形象改造。抽离开故事的背景，它就是一部类似于《无间道》的地道警匪片。杨子荣一如很多欲罢不能的卧底，沾染着很多的匪气。恰恰是这匪气区别与所谓的主义、所谓的阶级斗争和革命理想，将其简单化到了极致，于是才能涌现这样出现他的成功。
坦白讲，政治与文艺不可分开。二者甚至还经常进入对方的领域去窥视，试图去影响乃至操弄对方。比如文艺界喜欢玩郑板桥“竹苞”（寓意个个草包）的把戏去自作聪明地调侃政治，而政治也深怕武媚娘的“胸”猛非常而失了体统秩序。但是终究，谁也代替不了谁。政治不是文艺，文艺更不是政治。而且一旦政治文艺不分，那多半灾难便不可避免。文艺遭到政治阉割的案例俯拾即是。所以，无论是《智取威虎山》还是其他，当然都有意识形态的痕迹存在。但重要的是意识形态是否被清晰地捕捉。有人说，徐克与姜文，其实两者都在利用意识形态赚钱。徐克利用的意识形态是群体记忆，“这可是感动我们父辈的革命英雄主义电影哟，一定要去看”其实，“到了徐克手里，《智取威虎山》不仅回归了原著本具的江湖色彩，而且江湖与传奇被极力突出，甚至可以说惟剩江湖。这恰是这部电影今天有可能广泛被接受的根本所在。”
徐克的老搭档、著名武侠配乐大师胡伟立在提到《智取威虎山》的配乐创作时说，“庆功宴上，监制黄建新和我说这部电影的音乐好就好在看电影时候被整个电影吸引没有觉得有音乐，但是如果把音乐拿掉就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了！这正是我所需要的效果……”其实，所谓的意识形态便是这样的存在。它无处不在，但又大可不必上纲上线，天天挂在脸上喊在嘴上。
而且，正如大多数人所能看到的，徐克清晰地知道自己所面对的20岁出头的主流青少年群体，因此刻意采用第三者讲述的形式去导入故事。他瓦解了年轻人的那种距离感，并借助西方大片的炫技和引人入胜的陌生“黑话”去沟通，因为他明白，在这个反权威、反主流意识形态垄断的时代，没人坐在影院接受意识形态洗脑。你越是主旋律，人群便越是反感懒得听你“解释”。从这种意义上说，这可能是徐克对中共无意但却最重要的“忠告”。
徐克的尝试没有突破自己的局限，更不是为中共杀出一条血路，他仅仅是徐克自己而已。挑剔的大陆当局一直将审查封杀“政治问题”作为自己重要的存在价值，似乎唯有如此才能确实成为他们的正确。但恰恰是高度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紧箍咒将中共的文化事业逼入更加局促的死胡同。所以，如若想解救当下的文艺困局，奉劝当局大可不必言必称意识形态。不管是不是红色经典，为当下的文艺留一份空间便是为中共自己留一份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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