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文的《一步之遥》彻底败给了徐克的《智取威虎山》。有文章指，姜文之所以失意贺岁档，是因为他太过钟情“大院文化”。一步之遥，不仅是一个大院与院外距离的阐释，更是一种哲学意味的悲天悯人----一步这么近，又那么远，犹如“我们”和美领馆的距离。墙内与我一步之遥，却是他国之飞地。
作家洪烛在一篇名为《北京的大院》的文章里写道：“很久以来，北京市民的居住环境有两种特色：首先是胡同多，据说真正带有土著血统的老北京，大多散落于古色古香、‘一箪食、一瓢饮’的市井生涯；其次，则是大院多。”大院通常分为两类：一是部队、部委，二是大学、科研院所。这些“大而全”或“小而全”的大院，到1980年末，已多达2.5万个。
许多单位大院就是一个五脏俱全功能兼备的小社会，有自己的保卫部门、商店、医院、食堂、子弟学校和娱乐场所（当时的流行称呼为“俱乐部”或影剧院）以及球场等等，大多数是福利性质的。因此，人们的一般生活需求足不出大院就能解决，使得大院内部自给自足人们之间内部的联系就更加紧密和频繁而与外界的就少了很大一部分的接触和往来。
大院里的孩子父辈在经历了近三十年的艰苦革命斗争后进入了北平城，经历过战火洗礼的革命精神、英雄气概也沿续下来。表现出的是强烈的正义感和对社会现实的包融性气质。但随着社会身份与级别的确定，在这些英雄们的后辈人身上所体现出来则是另一种出身高贵的红色家庭特质。
从某种意义上说，如今媒体对大院文化的热炒，也是对多元文化发展的一种趋势。在当今这个社会市场化、文化世俗化、价值多元化的时代，这也是当代中国城市对传统文化的一种追忆。但这种文化也许并不能代表如今中国社会的“主旋律”。
主旋律电影，在中国电影史上有其独特的发展坐标。它的变迁，折射的其实是整个中国电影的变迁，以及政治意识形态和大众价值观之间的角逐。过去的主旋律影片有着天然的优势：“上面”有人。在过去，诸如《雷锋》、《焦裕禄》甚至是《建国大业》这样的主旋律影片，会由上级部门下文，号召组织观看，这些影片大多数的收入源自“团体票”。不过，这些文件现在只能起到鼓励的作用，对下级单位的强制作用已经消失。
主旋律电影一直在探索。当年的《红色恋人》请来张国荣就引起了很多老同志的反感，这部电影的通过也颇费周折。“他们都认为共产党员应该像浩亮、童祥荣那样高大全，怎么能是张国荣呢？”不过，这些年主旋律影片一直在慢慢冲破旧的精神桎梏，
主旋律题材创作难度大，“吃力不讨好”是业内共识。军旅题材作家、电视剧《我是特种兵》系列导演刘猛对此很感慨：“在美国，100部电影里有70部都是宣扬爱国主义、美国精神，为什么到了我们这边，说主旋律题材，大家都觉得枯燥？”徐克认为，主旋律是电影富矿，却少有人问津。“很多导演常常说没有好剧本、缺乏好故事，其实处处都是好剧本，看你能不能挖掘。”有意思的是，年轻观众津津乐道的视效类型片----那些动不动就是美国人拯救了全宇宙的好莱坞大片，从来都是美式主旋律的产物。“对于一部主旋律电影来说，严肃内容和可看性并非相对立，创作力的缺乏才是根本原因。”徐克表示，一般的主旋律影片中都有着正邪对立的痛快淋漓，以及坚定的理想信念。国内电影人可以尝试用商业元素的包装来传达主流价值观，用新意和创意来保证主旋律电影的叫好又叫座。
中国电影到了正视艺术表现人性情感深度的关口了.强调中国电影的艺术情感表现对于21世纪复兴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是艺术表现人生的必然，是适应中国社会开放的必需，是呼应现代生活成熟表现的必要，也是证明体制运行时机成熟的必备。
而一味沉醉在“大院文化”的姜文是否已经察觉自己和主旋律“格格不入”呢？又或者说，“大院文化”永远成不了主旋律----因为大院子弟们总会不自觉地脱离群众，而优秀的主旋律电影，其吸引之处在于哪怕是政治人物的感人之处也最终依然落脚在人的光彩上，事业和壮举的真正依存是人和情感，它们依附于人性丰盛而益发超于常人，而不是情感人性被依附点缀。
改革开放的必然趋势和丰硕成果已经为不断深入的体制改革奠定了基础，伴随的观念改变和入世的现实认识，都为中国电影打开视野，张扬民族艺术情感世界铺排了通路。当中国电影真正在自由的艺术境界中放开手脚，博大、深邃、细腻的人性情感表现愈来愈丰富多样时，中国民族电影的感召力才可能更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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