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赓大将戎马一生，许多传奇故事脍炙人口，而他一贯反“左”的政治态度却少为人知。
陈赓
一、与“走马点火”和“贫雇当家”的错误作斗争
在战争年代，陈赓对党内“左”倾错误一直保持高度警惕。1947年8月23日，陈赓率部渡过黄河，挺进豫西。处于流动作战状态的部队急于让群众起来拥护自己，就片面强调“阶级观点”，采取所谓“走马点火”的办法：每到一地，打富济贫，将地主、富农的粮食和浮财分给贫困农民。有时还召开群众大会，斗争恶霸地主，就地枪决。但是在斗地主分浮财时，往往是少数勇敢分子争抢财物，真正的基本群众则观望不前。部队走后，分到东西的农民遭到打击报复，反而造成群众普遍的恐惧心理。受老解放区土改中“左”的影响，城镇工商业者被当成地富斗争，富裕中农和中农的利益也受到侵害。
陈赓敏锐地察觉到“走马点火”带来的严重负面影响，及时召开会议，讨论政策，统一思想，坚决停止“走马点火”，解散了上上下下的“点火队”。
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部队开展新式整军运动时，新华社总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报道华北土地改革的成果和经验，宣传“贫雇农的思想最革命”等口号，提出“贫雇路线”，主张“贫雇当家”，兵团的各级干部误认为这是中共中央的新精神，加之华东野战军搞得热火朝天，1948年1月，“贫雇当家”运动也在陈赓兵团各个旅、团中开展起来。
由于陈赓出身地主，那些积极贯彻“贫雇路线”的领导干部背着陈赓开展运动。他们首先罢免非贫雇出身的干部，并组织“搜查队”，由出身贫雇的战士去搜所有非贫雇出身干部的“家当”，最后搜到陈赓的头上，陈赓大怒，这才知道他这个前委书记被架空了。
陈赓认为“贫雇当家”运动必须立即刹车。尽管陈赓苦口婆心分析和批判“贫雇当家”是“左”的错误，只会造成部队的分裂和混乱，但固执己见的领导干部仍在顶牛。最后，陈赓不得不把情况紧急电告中共中央，请求给予指示。漫长的等待，令陈赓忧心忡忡。半个月后中共中央的回电终于来了，这份由毛泽东起草的回电严厉批评了“贫雇路线”、“贫雇当家”，指出“孤立地宣传所谓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是严重的原则性错误”，责成各地中共党委宣传部门写出检查报告。“贫雇当家”运动终于收场。
二、在“三反”运动中营救“死囚”专家
1951年底，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全国铺开，但是不久这场企图遏制党内腐败的政治运动就走上严重扩大化的歧路。在毛泽东“限期作出‘打虎预算’”的指示下，每个单位都要完成上级规定的“打老虎”指标，群众运动的大轰大嗡和“逼供信”现象导致冤案迭出，“老虎”越打越多。
正在朝鲜战场协助彭德怀指挥作战的陈赓从一份通报上获悉云南军区把后勤部长阎化祥打成“大老虎”，令他惊讶不已。据陈赓老部下、三兵团通讯处处长戴其萼对笔者的回忆，陈赓把他找到桧仓志愿军司令部的矿洞里问：“听说你那个通信处贪污了十好几个亿！”（旧币“亿”，相当于新币“万”）戴其萼说：“绝不可能！我们通信处数我胆儿大，可我连公家一双鞋也没多占，别人谁敢贪污十多亿？再说我们也没那么多钱。”
陈赓又问：“现在有个通报，说咱们的后勤部长贪污了五汽车黄金，你认为是真的吗？”
“我不相信。”戴其萼马上答道，“我们全兵团也没一汽车黄金！阎部长不是这种人。我估计这又是‘贫雇当家’那一伙整的……”
陈赓说：“是啊，有些人就爱搞这一套。你对作计划、订指标打‘老虎’，有什么看法？”戴其萼说：“我不理解。危险，大家不怕；关键时刻冤枉人家，将来不好说话。”
陈赓最后说：“是啊，这跟抓特务一样，有几个抓几个，怎么能订计划呢？”
陈赓了解情况后，立即向云南军区和中央发电：“后勤部长跟我多年，可能有些大手大脚，浪费现象，至于贪污我不相信，我敢用党籍担保！这个案子可能是假的。因为我们全兵团20多万人马，两年全部经费也不到一汽车黄金，20万人不可能不吃不用！我建议中央查清这个案子！前线还在打仗，不能搞得人心惶惶！”
1952年3月28日，陈赓在日记里写道：“我党成分复杂，有些思想作风不纯者，混入党内，无论什么运动，均为积极分子。即平日铺张浪费高人一筹者，一至‘三反’，其积极程度也高过他人，并且夹杂一些严重的个人企图。此为党内之不健康现象。”
1952年6月，陈赓奉调回国，受命创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史称哈军工）。6月25日，在邢台三兵团留守处主持“三反”运动的副参谋长李懋之来见陈赓。一见面，陈赓劈头就问：“打了多少‘老虎’？”李懋之回答说：“‘大老虎’24个，甄别后剩下2个也不可靠，‘中老虎’和‘小老虎’就更多了，甄别量太大，现在还没有完呢。”
陈赓摇摇头说：“两万人的留守部队，能搞出那么多‘老虎’？是不是太有点‘左’啦？”他在房间里踱着步子，思忖一会儿又说：“我临离开朝鲜时，听人说云南军区阎化祥部长贪污了五汽车金子，可能不可能？三兵团机关的同志告诉我，绝对不可能。部队一直很艰苦，从来也没有五汽车金子呀，发点人民币都是有账可查的。阎部长是个老同志，还有三兵团驻京主任高庆奎，是个老兵站站长，他们绝不会贪污的。”陈赓说到这里，长叹道：“‘三反’、‘五反’当然要搞，但是有些人发高烧，说胡话，宁‘左’勿右，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搞群众运动，不知道要冤枉多少好人啊。”
李懋之无奈地说：“我们的运动受华北军区党委领导，上面抓得很紧，打‘老虎’是指定数目的任务，必须完成啊……”
但是陈赓的身份和处境使他不可能公开发表意见，他在为老部下甄别平反的同时，尽可能去营救被“三反”运动冤枉的干部。当时军委民航局成为军队机关里的运动典型，民航局财务处处长沈毅是抗战初期脱离国民党阵营奔赴延安的留法炮兵专家，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立下战功，但被罗织罪名，打成民航局头号“大老虎”，不容申辩，就予以关押，判处死刑。陈赓认定这是一桩冤案，他采取巧妙的办法，以创办哈军工急需专家的名义，亲自找毛泽东陈情，刀下救人。沈毅被改判死缓后，陈赓派人把他护送到哈军工。同时，受到沈毅案牵连而受党纪处分的民航局副局长唐凯将军、老红军葛燕璋，也被陈赓一并调往哈军工，委以重任。
在泰山压顶的形势下，陈赓敢于公开起用一个“死囚犯”为哈军工的教学服务，这件事在中国教育界和哈军工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沈毅没有辜负陈赓的信任，发挥了老专家的作用，1959年获得特赦，但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三、在“肃反”和“反右派”运动里保护老知识分子
哈军工创建之初，院长兼政委陈赓对老知识分子关爱备至，他有一句名言：“既要承认你的长征两万五，也要承认人家的十年寒窗苦”，这话振聋发聩，引起习惯“左”的思维、对知识分子抱有偏见的部分工农老干部思想震动，而刚在思想改造运动里受了冲击的老教师们则倍感亲切。由于陈赓坚决抵制对知识分子政策上“左”的一套，强调“两老办院”，哈军工政通人和，在中国高校中声名鹊起。1954年秋，陈赓调北京，出任总参副总长，但哈军工院长兼政委的职务不变。1955年春，“肃反”运动开始席卷全国，哈军工在上级的压力下，“肃反”运动迅速扩大化。全院搞“保密大检查”，对所有的师生和干部大抄家，凡有文字的纸张、日记本和私人信件一律搜上去检查；很多老教师要在批斗会上交代自己的历史，弄得人人自危。陈赓获悉后，打电话给学院党委，严令不准开老教师的批斗会，对重点老教师的历史审查一定要背靠背，而且要陈赓亲自掌握，不许扩散。
1955年12月，陈赓回学院为干部授军衔，他首先把老教师请到哈尔滨市最好的马迭尔旅馆，向受到“肃反”运动冲击的老教师道歉，抚慰他们受到伤害的心。之后又在中苏友谊宫召开学院高教六级以上的老教师、老专家和校级以上的干部大会，陈赓说：“现在全国正在搞肃反运动，你们不要怕。如果讲问题，我的问题比你们谁的都大……我们无非把自己的历史问题讲清楚，打开包袱给党看一看。”陈赓亲自动手，纠正了哈军工“肃反”运动的“左”的偏差。
1957年6月，中国政治急转弯，“整风”运动突然变成“反右”运动，哈军工受到总政领导的严厉批评：“反右不力，领导要检查右倾思想！”哈军工只好急起直追，上演了惨烈的“打右派”悲剧。
在无限上纲、构陷罗织的恐怖氛围下，哈军工共划各类右派157人。全部关押在警卫营里，用铁丝网圈起来，每天强迫劳动。按当时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58]888号）规定：除了触犯刑律者外，学生右派保留学籍，劳动改造一年后可以回校继续学业。但哈军工不行，所有右派都要“三开”----开除军籍、学籍（干部和工人为公职）、党（团）籍。奇怪的是，在学院还没有最后定案之前，黑龙江省军区军事法院的“刑事判决书”已经提前盖章生效了。1958年6月17日下午，哈军工全体右派被荷枪实弹的战士押解到体育馆前，会场四周和楼上都架起了机关枪和迫击炮，刺刀闪着寒光，一派杀气腾腾。军事法院召开公判大会，宣布全部右派的刑事判决，当场把两个右派戴上手铐予以逮捕。全院万余师生肃立大操场，胆战心惊地观看这一恐怖场面。除了少数几位教授、讲师降职降薪留校外，其余的右派统统扫地出门，大多数人被押送到阿城劳改农场或北大荒农垦总局的农场，长期服苦役，九死一生。1960年秋末，有四位哈军工右派活活饿死在乌苏里江畔，连尸首都被野狗吃掉。哈军工的右派与全国右派一样，他们的苦难难以尽述。1979年，哈军工的右派分子全部获得一纸改正决定，然而他们当中有的人早已在文革中被折磨而死了。1957年夏，陈赓正忙于协助聂荣臻元帅作访苏准备，无暇顾及哈军工的运动，在全国“反右”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他保持冷静的独立思考。他曾指示学院对老教师“一定要慎重”。1958年春，哈军工奉命开始“党内反右补课”，一些积极参加反右运动的老干部也莫名其妙地被戴上右派帽子。炮兵工程系主任赵唯刚大校是中共早期隐蔽战线的功臣，无端挨整，他到北京向陈赓苦诉，刚脱离心肌梗死危险的陈赓帮助他调离了哈军工。
在右派分子定案期间，陈赓听说学院要把老兵工专家张述祖教授等划为右派，急忙给学院党委打电话，耐心劝说：“老教师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有点旧思想是难免的，有错误也是允许的。”“张述祖也划成右派？他到底有多少问题？我看算了吧，都那么大年纪了，划什么右派？”
但是主持学院工作的领导一意孤行。1958年8月的一天晚上，陈赓正在北京灵境胡同家里与张良起等几位哈军工老教师聊天，学院驻京办主任许鸣真过来向陈赓报告，说学院刚刚来电话，请示关于张述祖和胡振渭两教授“是否戴右派帽子”的问题，陈赓一听就火了，他站起来大声说：“许鸣真，你马上回电话，告诉他们，不能戴帽子！这是思想问题，不要一棍子把人打死，就算有错，哪能一朝一夕改好的？我们解放军的干部也犯错误嘛！”
幸亏陈赓力排众议，仗义执言，竭尽全力保护老知识分子，在教授这个层面上，哈军工最终只定了一个右派分子，且留校任教，这在全国著名高校中，应该算是唯一的特例。
四、反教条主义运动时的怒火
历史已经证明，1958年5月底开始的全军反教条主义运动是在极“左”思想指导下的一大错误运动，对我军造成巨大的创伤。陈赓一开始就抵制这场运动，军委扩大会议时他请病假不参加。是年9月底，总政主任率工作组到哈军工“蹲点”，把哈军工的反教条主义运动推向高潮，万炮齐轰教育长徐立行，他亲自上阵点名批判，说哈军工“教育计划基本是错误的”，“是路线错误”。
几个月来，病中的陈赓从学院会议简报中知道了学院的情况，他一直隐忍不发，保持沉默，到了10月下旬，他已忍无可忍。他认为反教条主义运动已经走向歧途，为了不让哈军工的干部们走得太远，他必须讲话。正好刘居英副院长打来电话汇报学院运动情况，陈赓听完汇报，大声说道：“有人把哈军工教育计划说成是基本错误的，我坚决不同意！这种说法是否定一切的，不是实事求是的，不是毛泽东思想。学院的大政方针都向主席汇报请示过，教育计划、方针原则，是没有什么根本错误的，当时我向主席汇报请示时，主席是点了头的。”陈赓说到这里，不禁情绪激愤起来：“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和我商量一下？我这个书记、院长是干什么的？我犯路线错误的会需要到中央去开！”他喘息片刻，最后加重语气说了句：“刘居英，你要给我顶住！”
1960年11月8日，陈赓给哈军工领导班子写了一封长信，史称“陈赓遗嘱”。他在信中特别提到关于反教条主义的问题：“至于反教条主义问题，我以为教条主义应该反，这是主要的，院内反过一次教条主义对工作也有一些收获，至少敲了一次警钟，我认为并不坏。但是××同志一到学院就说教育计划错了，想推翻以前的成就，甚至有人附和，我当时也是反对这一种意见，我曾经叫刘居英同志顶住，不让步。”
不到半年，陈赓在上海猝然逝世。
五、对“大跃进”运动直言不讳的批评
1958年上半年，全国高等院校都开展了勤工俭学运动，哈军工不甘落后，也开始动员勤工俭学了。学员起早去掏大粪、拣马粪，大好时光浪费在这些与专业毫无关系的简单劳动中，整个学院的教学秩序大乱，教学质量急剧下滑。
从死亡线上抗争过来的陈赓仍在休养之中，他对勤工俭学运动和随之而来的大跃进运动，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
那天他得知空军工程系副主任戴其萼在星期天带着系里的部分学员到滨江火车站卸煤、卸货，火气陡然升起，他给戴其萼打电话批评道：“听说你们到火车站卸煤车，这是我们干的活吗？国家花了那么多钱办军工，难道说就是为了让学员们学习卸煤？”
陈赓的一顿批评，让院系领导干部的头脑归于冷静，胆子也大了，开始扭转工科大学生上街拾马粪的荒唐之举。
1958年下半年，全中国处于“钢铁元帅升帐”的狂热时期，全民大炼钢铁，处处可见狼烟冲天的土高炉群。哈尔滨市也不含糊，唯独不见军工大院里点火冒烟。在社会的政治压力下，院党委向陈赓发电报请示说，哈市大炼钢铁高潮迭起，形势逼人，学院只搞了一个炼焦厂，要不要进一步建高炉？是否让学生停课去大炼钢铁？
陈赓看罢电报，气呼呼地说：“岂有此理！我去见黄老去！”陈赓和军委秘书长黄克诚交换意见后，两人又一起去见聂荣臻。陈赓拿着电报回来时，对秘书王勉说：“我和黄老、聂帅的意见一致，不能让学生停课去大炼钢铁，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你去拟个电报回复军工党委。”
“钢铁元帅升帐”的洪流也冲击到陈赓的家里，他下班回来，看见儿子陈知建把茶缸拿出去化铁，还要拿电风扇出去，他跺着脚说：“胡闹嘛，不许拿走！”在总部机关里，看到干部们把许多有用的铁器拿去化铁，没有引火的东西，就把营房的大梁砸掉烧了，这分明是劳民伤财，还当作成绩天天向上报，陈赓摇头叹息，大声批评道：“你们这是‘左’倾幼稚病！”
陈赓坚决反对大炼钢铁，所以土高炉没有光顾哈军工大院，这在全国著名高校中应该又是一个特例。
六、庐山会议后暗中保护老教师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中央委员陈赓因病正在颐和园静养，他向中央请假没有上山。虽然远离庐山那场暴风骤雨，但庐山会议的简报一份不少地送到他的案头。陈赓看得很细，他深为彭德怀的处境担心。当庐山会议的两个决议送到他的手中时，他顿时惊呆了。
庐山会议后，哈军工的领导奉命到北京参加批斗彭、黄的军委扩大会议，他们一下火车就先去颐和园看望陈赓，陈赓同他们讲党的历史，仍然说彭德怀的好话。
据陈赓次子陈知建回忆，有一次，他看到几位上将到颐和园探视父亲，说起在军委扩大会议时批判彭德怀，不禁眉飞色舞。陈赓眉头紧锁，一脸怒气，瞪着他们。那几位将军一看陈赓脸色不对，急忙讪讪告辞。彭、黄、张、周落难后，陈赓始终一言不发，绝不跟风媚上。
在“反右倾、批彭黄”运动铺天盖地而来的时候，陈赓担心起哈军工的老教师们。11月初，他给学院打电话说：“我有一个建议。这次‘反右倾’运动主要是党员干部的事，就别让学院里的老教师们介入了，我看是不是组织他们出去集体参观，看看大跃进以来的巨大成绩，受点大好形势的教育嘛！”
他又专门交代刘居英说：“把老教师们和运动隔离开，免得又让他们担惊受怕，你带他们去参观学习，运动差不多了再让他们回来，这件事由你亲自抓，不要对老教师讲明真实意图。”
院党委理解陈赓的一片苦衷，就是不让“反右倾”运动波及到老教师们的头上。最后确定由刘居英带队，凡教育七级以上的老教师，不管是讲师还是教授，统统外出参观。
11月6日，哈军工88名老教师南下长春市。游遍了长春市，刘居英又带着大家去松花江畔的吉林市。12月15日，大队人马才慢吞吞地打道回府。
很久以后，老教师们才明白一个多月集体参观学习的真实目的。不少老教授泪眼模糊，在心底呼唤着：“陈院长啊，你对我们的一片苦心呀……”
这段陈赓暗授机宜，保护老园丁的感人故事也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传奇。
在“左”倾错误成为中共历史上痼疾顽症的年代，陈赓始终保持清醒头脑，自觉地抵制“左”倾错误的干扰破坏，他绝对是中共高级将领中十分罕见的传奇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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