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被视为现代中国历史当中的秦侩和石敬瑭。令人成谜的是，这样一个在晚清写下“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诗句、舍身刺杀摄政王的同盟会英雄，如何到了晚年成为遗臭万年的大汉奸？来自共识网的李志毓为我们解读，全文如下。
汪精卫
对于汪精卫而言，二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内在逻辑？以往的汪氏研究，不是诉诸于历史道德的批判，就是纯粹客观的史实铺陈，这个谜一直没有解开。近日我读到年轻学者李志毓在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惊弦：汪精卫的政治生涯》，让我眼睛一亮。作者以女性细腻的眼光，将一个活脱脱的汪精卫展示在读者面前。这位在破落家庭中成长起来的旧式文人，为革命的激情所感召，走上了绝望的暗杀之路。他内心要成就的，只是与国家化为一体的个人道德的自我完善。他不可抑制地自恋，迷恋自我的牺牲，相信自己那种救赎式的牺牲，不仅可以拯救同胞于血火，而且可以实现个人之成圣成仁。然而，这位权倾一时的文人政治家，骨子里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只有宗教般的献身热忱，缺乏坚定的、明确的价值信仰。
表面上为国家赴汤蹈火，其实爱的只是他内心的幻影。更要命的是，作为一位政治人物，缺乏必要的政治现实感，更无对世界大势的准确判断力。他对自己的政治对手们，无论是对蒋介石，还是俄国人和日本人，都昧于起码的了解，以文人的冲动与激情从事政治活动，最终一败涂地。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让他成为时代英雄与狗熊的，正是同一个性格的逻辑。在那个价值解体、虚无流行的世俗化时代，文人从政若无责任伦理的担当，只凭个人的牺牲热忱，那只是一种“任性的牺牲”：缺乏价值皈依、没有现实担当的“任性”。汪精卫就是一个极端的反例。我特别向作者索要了本书的结论部分，郑重地推荐给读者---特别是那些有救世热忱的读书人。汪精卫是一个悲剧的政治人物。他的悲剧性，部分的源于一个军事化时代的文人的处境，部分的源于他自身的弱点。清朝末年，汪精卫以一个青年忧国知识分子，凭借书报宣传与自我牺牲精神，一跃登上中国政治高峰。然而，他真正活跃在中国高层政治的时代，却是中国政治日益走向军事化的时代。从北洋军阀到国民党新军阀，从“北伐”战争到新军阀混战、第一次国共战争、再到抗日战争。民国时期的中国，充斥着各种形式的战争。可以说，战争塑造了民国史，塑造了民国时期的政治。汪精卫以一个没有任何军事背景且从未真正掌握过军队的文人，投身政治，适逢中国经历空前严酷的战争、军事化和国家社会重组的时代。汪怀抱以文人羁勒武力的政治理想，始终未能成功，又谋力挽狂澜，出而和谈，拯救东亚于战火之中，可叹毫无实力，既脱离党和国家，又不见重于日人，终至身败名裂。
汪精卫一生以文人、书生自诩。他在政治活动中，也带有许多文人的特征。首先，汪的性情浪漫，富于理想，对生活常抱有“美”与“诗”的感觉。他以“革命”登上历史舞台，一生以革命党人自居。从他狱中诗作对于自我牺牲的热烈赞颂中，不难体会到他本人的浪漫性格。事实上，革命在社会政治变革之外的另一个涵义，就是人生意义的发扬，是生命的抒情。知识分子而投身革命者，往往具有浪漫的性情。革命作家蒋光慈就曾说过：“浪漫派吗?我自己便是浪漫派，凡是革命家也都是浪漫派。不浪漫谁个来革命呢？”
其次，汪精卫的政治行动方式，也带有典型的文人特征。他长于激励感发，短于韬晦谋略。政治手段以宣传鼓动为主，从未获得可以真正依靠的军事基础。汪早年在日本就以立宪派论敌和革命派宣传家扬名，无论以《民报》主笔与《新民丛报》论战，还是在新加坡主持革命派喉舌《中兴日报》，汪都能以滔滔雄辩，为革命派大张旗鼓。1907年，汪随孙中山到星洲(新加坡)、安南、香港等地，“组织同盟会分会百余处”，并为革命宣传、筹款。为避人耳目，同盟会支部均以演说社、书报社名目活动，汪是演讲的“台柱”。当他还未到场时，全场已座无虚席。当他踏上讲台时，“满堂即鸦雀无声”，“每逢讲至精彩热烈处，掌声如雷而起。”还有人说：“汪君之演说，题目既簇新，而事事颇得肯綮，因此极得听众信仰，谓南洋华侨之觉醒，实出于汪君之力，亦不为诬也。”
汪精卫有救国的愿望，也有鲜明的党派立场与“阶级”立场。在他对中共的恐惧中，包含着对社会革命的恐惧，和对蕴藏在整个中国底层社会中排山倒海的磅礴力量的恐惧。而这伟大的力量，才是中国能走过战争，走向和平，走向汪也为之向往的独立自由国家所依靠的真正的力量。汪精卫作为一个政治家，与此庞大的历史力量背道而驰。奔走一生，既找不到与军队结合的方式，又找不到与民众结合的方式，复将最后之希望，寄托于几个日本军阀政客的“觉悟”之上，而最终落下了其悲剧人生的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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