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终于开始整肃宣传体系，新华社、环球时报或类似机构的英文网站也大多可以透出一点相关的气氛来，但无论是对于熟悉中国掌故的闻人，还是普通的西方民众，北京的动向、态度和空气永远沉浸在乳白色不透明的迷雾之中。这对于从邓小平鼓吹改革开放至今乌嘟嘟大吹其“和谐世界”、“伙伴关系”法螺的中共“大外宣”而言，无疑是一个残酷的现状。
简单粗暴的“中国队长大破威虎山”成了中共最好的外宣工具
在2015年的今天，尽管“中国梦”曾经占领纽约时代广场，熊猫一直称霸欧美视频网站，但北京始终要面临一种“有宣无传”的境地：喊话的声音越来越大，喊出的东西却难以吸引路人驻足。从这里看去，一部被网友调侃为“中国队长大破威虎山”的《智取威虎山》就比中共苦心孤诣的形象工程要来的有些效用。尽管IMDB之类的地方仍称此片“颇似超级英雄电影”、“特技有问题”云云，但市场的回馈已经证明，这种简单粗暴的内容反而可以传递诸如“解放军是好人”之类最简单也最难宣传的意象（image）。相比之下，北京炮制的无趣宣传就别想轻易打动外国人了。
缺位无趣 北京外宣出不去
“中国队长”杨子荣的孤独是尴尬的，但考虑到北京外宣的思路和历程，却也不难发现，如此结局纯属活该，如有突破实为意外。中共外文局的已故专家爱泼斯坦早就批评过，北京的对外宣传往往是一个本子打天下，似乎在他们看来，地球上只有两种人，即中国人与外国人。这使得从北京口中，外界有时并不能得到自己想要看到的东西。这种现状从中共建政至今就存在着，更在当下成为北京外宣的最大短板。
尽管中国“宣传”的历史可以追溯至三国时代，不过，共产党继承的原始基督教特质还是让中共掌握的宣传体系更有强烈的宗教属性。各路人士都曾试图纠正过其中的问题，曾在延安负责新华社英文稿件的林迈可勋爵就曾批评过中共的英文稿件立场过于鲜明，竟“使用辱骂语言”，并使其对外宣传起到反效果。在几十年过去的今天，从北京伸向世界的喇叭比起几十年前是先进了许多，但比起当初却又无趣的紧。对于熟悉中国宣传的坊间人士来说，北京在2008年后碰上了向外推销自己的最好机会，但北京的宣传部门、出版机构以及相关的学术团体都没有在战线上多走几步，让看似撒豆成兵的布局变成了一盘散沙。在那几年里，北京的出版重镇正忙着向德国人推销民国的旧杂志；无数“孔子学院”与对外汉语人员可耻的龟缩在象牙塔里；韩三平们在一群“百年”和“献礼”之间大打出手，让自己的大作成了社交网络上修辞颇为下流的调笑。新媒体、数字出版之类的战线上人头攒动，展览会和研讨会更是开个不停。不可否认，在饱餐了南国的海鲜，赏尽了汇报的歌舞后，有人是做出了点名堂，也建立了点标准，但更多的人只是借此做了踏脚板，靠着临时工们的血汗堆起了顶子。
不可否认，北京输出海外的文宣产品越来越多了，但仔细看去却也无非旅游百科或汉语教材之类的文章。中共要文宣写点西人“喜闻乐见”产品的指示在某些领域没法落实，在其他的领域却又做得用力过猛。譬如2009年2月25日的一起发生在王府井的车祸，西人就先于华人得知，此案竟系一场“自焚”。在更多时候，北京的媒体简直是被牵着鼻子走，无论是英国的王室结亲，或是美国的总统起居，他们都能给出无微不至的报道。与此同时，直到习近平前往庆丰包子铺前，他们却不能在国内的类似场合有所包装，也进一步助长了外界“紫禁城”的印象。
于是，2008年后，伴随着奥运会的成功和华人在四川地震中的英勇，中国形象开始打入世界各地，但中共的宣传媒介就没如此的力量。和CNN、BBC等老牌媒体一比，也往往要在综合素质上略逊一筹。至于中国的文化输出产品，比起好莱坞的“造梦机器”更是高下立判，更不用说借助文化产品传播中国价值观了。当“孔子学院”开始遭遇驱逐，西方更开始具备汉语教学的力量，中国学（敦煌学、蒙古史等显学）的话语权还在伯希和的门人手中时，一个“中国队长”就显得相当可贵了。
历史教训 怎样才能传出去？
其实，对中国来说，他们伸向外界的喇叭筒并不是完全像当下这样不堪。在中共建政之初，北京虽然被铁幕和竹幕挡在自由阵营与民主阵营的夹缝中，只能在有限的场合展示一下“共产党中国”的人物风貌。对于1949年后那一代负责中国文宣领域的人士来说，“当家作主”的热忱可以让他们在作品里表现出足够的真情实感，进而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让外界认识到中共似乎是一个行仁政的政权。尽管这个时代的中国外宣尚未摆脱其“乡土”气氛，但毛、周就早就多次做过训示，要求文宣政工人员须得先“以理服人”，然后选择外国人喜闻乐见的方式“以我为主，以正面宣传为主”，毛本人从1958年后更强调要“用事实说话”。这些概念就让中共早期的对外宣传虽然受到客观因素制约，但至少是有“宣”有“传”，在铁幕的缝隙中，北京的鸟语花香也还是可以传到世界各地的。
到了文革期间，中共遭遇重大顿挫，外宣自然也是受害者之一，“天红地红人更红，永保江山万代红”的口号几乎被原文照搬到英文报刊上，红卫兵的檄文更频频出现在外交照会里，这也被北京的学者和官僚们一致当成是中共外宣的最低点。当邓小平主政展开“改革开放”后，总算扭转了颓势，不仅把中国的新闻推送进170国，更把中国的报纸覆盖在150国的范围内。当下，在全世界可以看到几十个中国电视频道，在180国都可以买到中国书，中共的文宣花了很长时间要和“一左二窄三套话”的痼疾开战，也在“内外有别”、“了解第一”的大方向上尽力让外国人了解北京的意图。从1978年到现在，中共似乎已经修好了在1966年后被砸坏的喇叭，但从当下的情况来看，“宣”早已有余，“传”却不足。
对北京来说，很多分析人士惯于把外宣不力的原因归结在“与政治系统高度一致”之类的原因上，似乎中共的属性就是原罪，中共本身的监督审查体系也“扼杀”了很多“有想法”的作品与题材，而北京充满“宣传味”的报道更把“propaganda”的意义坐了个十足实。不过，从中共产出的文化产品来看，似乎问题倒不是完全出在意识形态上，毕竟，仅就意识形态来说，《我们因何而战》或《意志的胜利》都是充满意识形态宣传的，可这也不妨碍一正一邪的他们成为一代名片，从这点看去，北京的最大失误或许正是出在作品的“不好看”上。
当然，中共的困境有其客观因素。北京始终处于不合理、不平等的宣传环境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1978年后的中国留给世界的只是一个断片般的形象，这堆碎片未能完全修补，在1989年中国与西方的蜜月期因“六四”终结后又被西方选择性的加入了包括人权之类的干扰项，直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中共都一直在形象问题上大伤脑筋。但在2008年后，北京的国际环境伴随着国力上升也得到了一定改善。当西方因为利益因素不得不接近北京时，中方在外宣领域却仍然无力，甚至在新闻报道的话语权上更部分的唯西方马首是瞻，当叙事的立场开始在不自觉中缺失，而自己的产品又干瘪无趣时，这或许北京的宣传开始依靠“自干五”们的原因：至少他们会产出些观众看得下去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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