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悉尼大学（Sydney University）中国政治学教授、中国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布朗（Kerry Brown）在最新着作《新皇帝：权力与中国的太子党》（The New Emperors: Power and the Princelings in China）中指出，习近平比胡锦涛更人性化，但在中共的大体制下，习近平也显得超然，看不出有愿意冒险的态度。
成败全看自己的领导班子
尽管习近平的风格有别于前代，但布朗也提醒，这种风格在中共的体制下可能没有太大的区别。“习近平的民粹主义不该被视为凌驾权力中心的象征。他所处的是一个集体方向与结构仍旧相当神圣的党，他是这个‘成败全都看自己’的领导班子成员之一。”
布朗对《外参》说，过去30年来，中国走向中产阶级经济，不再把目标放在冲刺GDP数字和经济稳定成长数字上，而是追求经济可持续性和社会公平，在此过程中，中国面临了一些最困难的改革问题，目前的领导班子正致力解决这些问题、努力至少达成共识。
习近平就坐在这个危机或战时内阁的中心位置上，布朗说，此位置所掌握的其中一项资源，就是更“有魅力”的领导顺位，但共识和统一仍旧非常重要。
《新皇帝》写道，习近平选择了整治贪腐这个看起来最安全的领域，虽然大家几乎无法在他的言语中挑刺，但也看不出他愿意冒险、愿意阐述更艰难的议题、或去动员、去挑战他的听众。习近平不只在人际交网上显得超然，他的言语也显得超然。在打击贪腐上，习近平也需要援手。布朗认为，习近平团队中有能力较强、也较强势的王岐山，而且更精简的政治局常委似乎更容易达成共识，但习近平要对付的对手很强硬，他需要强大的团队来支持他。
前领导象征力量大
英国《金融时报》北京分社社长吉密欧（Jamil Anderlini）评论道，五位常委和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一起组成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这其中包括俞正声，他似乎是因为与前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家庭之间的联系而获得提拔的。
布朗写道，“（中共）就像一家部分由家族经营的企业”，俞正声代表了邓小平家族的利益，“就好比一个董事会成员在一家已经上市的家族企业中代表关键股东的利益”。这一背景，连同来自前任国家主席江泽民的支持，足以抹去兄长1985年叛逃美国给俞正声仕途造成的污点。
中国接班制度走向稳定，在中国政治发展道路上或许是个正面迹象，但领导“退而不休”却可能是个问题，布朗先前接受《大事件》采访时表示，有一种说法是，领 导在中国不可能退休，未来中国名义上退休了的领导，包括胡锦涛、温家宝、江泽民，之后的影响力如何，将左右政治体制的稳定程度。
“如果他们遇到一个问题，已经退休的领导真的能让第五代领导管吗？不过怎么处理意见领导的影响力，还是一个体制问题，西方国家的政治家退休后，影响力越来 越小，但在中国这个情况还不明朗。”布朗说。除了内部体制外，中国社会也处于转型阶段，以致于形成一个内外比较不稳的关键时刻。布朗认为，从现在到 2020年，中共的菁英领导必须处理非常多复杂的问题，怎么改革内部体制问题外，还有法治、公民社会的问题。
布朗对《外参》指出，胡锦涛、温家宝、江泽民等退休领导从形式上来说，在政治体制中已没有扮演任何角色，没有人像1980年代的邓小平一般，允许退休领导 们参与到决策过程中，但在非正式的场合，还是会考虑到人情事故，或让重要的前领导有担任非正式顾问职的机会，让他们仍有话语权。
2014年5月20日，88岁的江泽民在上海会见到中国参加亚信峰会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据香港《南华早报》报导，此次会面是由江泽民自己提出来的。
布朗对《外参》表示，两人的会面吸引了公众极大的兴趣，大家的解读是，尽管江泽民年事已高，他又重回公众角色，因此，中共的前领导拥有极大的象征力量，也有延续下来的权威，他们确实能够发声，并试图影响事件。党还能发挥什么功能？
《新皇帝》写道，1966年至1976年间造成巨大破坏的文化大革命，是影响习近平以及他的同代人最大的事件，许多人因为文革，家庭和生活分崩离析。年龄 在40到60岁左右的第五代领导人，都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长大与接受教育，文化大革命时经常有的政治运动与排外风气，对他们的政治思想影响相当大。
布朗对《外参》表示，对习近平和俞正声来说，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家庭历经大变动的时期。
习近平由于父亲习仲勋的冤桉，受牵连遭到歧视、被批斗也挨过饿，且被下放到陕西。俞正声的母亲在文革中被打倒、被关进监狱，之后精神失常，读高中的妹妹遭批斗而精神分裂自杀。俞正声曾表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无可厚非。
布朗指出，对其他中共常委领导来说，在人生中最形塑人格的那几年里，文革是他们最重要的经验。“这种对社会和政治大变革的记忆非常深刻，当他们说着对毛泽 东赞扬的话，他们知道，毛泽东做为一位前领导者，在许多方面依旧拥有情感与国家主义上的公众动员力量；他的遗产是非常复杂、矛盾的。”
如今，当中国成为世界强权、回到世界舞台中心之际，也给了中国一个主导机会，让中国得以将某种讯息“卖”给世界。布朗说，经历过文革的中国领导班子，想给 世界的讯息很简单：在一个半世纪的贫困、战争、分裂、屈辱，以及60年的社会主义重建后，中国现在正准备成为主要的世界力量，或是“重新”成为世界强权。
“他们认为，中共的领导力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最佳选择，这是一个强有力的讯息，但一个很重要的未知因素是，一旦党变得更加兴盛，中国人会怎么看待党？党在处理危机上很拿手，但当中国富足了，党还能发挥什么功能？没有人知道答桉。”布朗说。
布朗也为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副研究员、欧中研究与咨询连线（ECRAN）小组领导，着有《胡锦涛：中国的沉默领袖》、《中国投票箱》、《亦敌亦友：中国共产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等多部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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