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5月18日凌晨，中共63军副军长余洪信打死该军政治委员曹步墀的妻子，又打伤63军副政治委员杨兆魁等人，携双枪外逃。为捉拿余洪信，63军军部“人仰马翻”。最后余洪信被发现在山西榆次郊外的麦地自杀。这起特大政治事件曾震惊中共军队高层，事件在军内通报，并由中共公安部全国通缉。通缉令至今可在互联网搜到。
1972年5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发布余洪信通缉令
1
1972年6月，榆次。静静的麦田，静静的麦子熟了。布谷鸟在静寂的夜色里从一片麦地走过另一片，它曾停在某一棵树上，听见过什么，看见过什么。枪声很闷，一声还是两声？它们相对交错着，一声压在另一声上，从麦地深处，穿过一重一重的麦子和风，在沉默的树梢和无语的天空之中低徊，飘荡，陷落，再入无声。
天光，像暗夜沉寂里的一道门，它是慢慢慢慢地打开来，先是露出村庄以远的雾气露水和雾气里的树木和林子，之后，才是村庄和道路。在村庄里，沉寂不是被天亮打破的，沉寂最早是被鸡鸣和狗吠打破的，它们是村庄一天喧闹的开始。然后，才是炊烟，它们袅袅地从烟囱里飘出，飘在村子的上空，田野的上空，那是生活的一种醒，一种气息：禾柴的香气里混着土味，混着汗味，混着新熟的米麦的谷香。勺子碰锅，筷子触碗，饭桌上一片唏哩呼噜的吃饭声，或许农家的这早餐根本就没有饭桌，他们就蹲在当院里，就着一清早的新鲜空气，并无咀嚼，只是把肚子填饱。人在饭时，牛和马也在食它们的草料，新的一天，像那旧的一天一样，平静平常。人和马和牛的面容是一样的，没有不幸福，没有不快乐，也平静平常。
生产队的上工钟声敲响的时候，割麦子的农人已三三两两行走在村庄通向麦田的土道上。这条道是他们一生反反复复要行走的路，昨天和昨天的昨天没有什么不同。但是，这一天，对于两个新上路的年轻的后生，却又是不同的。这两个年轻的后生，一个十四十五，一个十五十六？他们脸上的绒毛和稚嫩写着这样的年龄。但是，他们叫什么名字却没有像他们稍后的发现那样记在历史的这一天这一页上，也许，他们的名字不是叫狗栓就是叫二柱子，他们的父母从他们出生就这么叫他们，他们自己也互相这么叫着，还有他们的乡邻长辈。可是，他们稍后的发现太重大了，重大到以至于把他们的名字都被忽略不提或是提了后来给忽略不记了？但是，这一天，这一页历史不提他们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因为他们生逢这个村庄，也生逢了一九七二年六月的这一片麦田：
两个年轻的后生，不及大人的体力和经验，他们没割多少垄就开始没劲了。大人们特有匀劲有章法地一垄一垄地埋头前行着，所过之处，麦子们齐茬茬地一字倒地。在麦地的中央，小一点的年轻的后生割着割着忽然嗅到一股怪怪的臭味，那臭味并非是经风吹拂掠过鼻翼就消散了，它像是有根的，就在不远处长着，是从底部升腾起来弥漫过来的，风也驱散不走的那么一股又一股。他直起腰四下里张望了一下，阳光耀眼，他的眼睛盯在的地方好像现出的是一堆黑乎乎的什么东西，他问在他前头不远的大他一点的后生，你闻到什么了吗？什么这么臭啊！
他揉揉眼，以为自己弯腰低头久了，猛地直起腰来，猛的把目光从麦垅沟投放到刺眼的阳光中，眼前发黑是常有的事儿，那一片黑乎乎的东西离他还有好几垄沟，他想扔下镰刀朝那边走走瞧睢看到底是什么，可是，跟他一起割麦子的大人们已割到另一边的地头了，他紧着赶上在前面不远的同伴，好一同也在地头上歇上片刻。
割过地中央，臭味好像渐渐地闻不到了，他只顾往前赶，渐渐地也就不把那臭味和那堆黑乎乎的东西放在心上了。
终于到了地头，终于可以放倒了身子在地头上躺上一会儿了，年轻的后生忽然觉得那股臭味一直就留在鼻息里没有发散走。他使劲地嗅了嗅，四周并无臭味，但是他从心里一阵一阵感觉往上翻恶心。他坐起身跟旁边的大人说，我刚看见田里有一堆黑乎乎的东西，而且还有一股臭味。大人说，胡说什么。后生说，不信你去看看！
没人把他的话当真。歇了一会，大家先后往回割。割到近地中央时，他的同伴说，确实有那么股怪怪的臭味。于是，两人停下割麦子的活计，朝那堆黑乎乎的东西跟前走：
一个人，确切地说是一具尸体，就横竖在那片麦田里，跟尸体在一块堆儿的还有两支枪，两个后生不知深浅，就把枪一人一把，用镰刀挑着，跑了大约两公里的路，到支部书记那儿报告去了！支部书记看着被后生用镰刀挑着的那两把枪，听着后生的叙说，脑子有一刻的短路和空白。他的目光落到了桌子一角的那张通缉令上：是盖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省公安机关军管会和省革命委员会人保组红色印章的通缉令，后附公安部的二号通缉令。通缉令：
各市、地、州、县公安机关军管会、革委会人保组，铁路局公安处军管会，人保组：现将公安部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九日第二号通缉令转发你们，请按照公安部要求，立即传达布置，切实认真的贯彻落实，在未接到公安部通知前，不得撤销工作，不得放松警惕，发现情况，请速告我们。
（请勿张贴）
附：
查缉现行反革命分子余洪信
通缉令
（第二号）
各省、市、自治区公安机关军管会：
现行反革命分子余洪信，于一九七二年五月十八日凌晨二时许行凶杀人后，畏罪潜逃。余犯现年四十七岁，男，身高约1.8米，身体肥胖，留短发，黑红长圆脸，肉泡眼皮，厚嘴唇；头顶稍后有拇指大的一块伤疤，没头发（内有弹片），左、右上眼皮留有做倒睫手术的伤疤，但不明显；上门牙中间镶有白色塑料牙缝；喉头下方偏右有子弹伤疤；右或左鬓角下有不明显的伤疤；右肩有伤疤，比左肩低。余犯操河北省武强县口音。潜逃时，着旧草绿色单军衣一身，戴一号新军帽，佩戴领章、帽徽（注意余犯化装），内着天蓝色府绸衬衣，驼色毛背心，浅鱼肚白色秋裤，穿黑色松紧口四眼鞋和驼色尼龙袜。携带“54”式样手枪两支（枪号：后三码360、639），子弹若干发，以及电镀钢笔式手电。会开汽车、摩托。
各单位接此通缉令后，立即传达到所有工人、贫下中农，干部、职工、学生、居民及解放军指战员，并熟悉其特征。在车站、码头、边防口岸等地布置查找，发现后将其拘留，严防行凶、自杀、逃路。并速战速决告我部。查缉余犯的各项具体措施，必须保证落实，各边防口岸必须严密控制，严防外逃。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九日那书记看着通缉令，越看眼睛越发花，头皮越发麻，脑瓜子越胀大。他一时无法把麦田里的那具尸体和两把枪跟这么大的一件事儿联系起来，一块普通的麦田啊，这么普通的麦田里怎么可能刚好就是通缉令上的这个人？中国之大，谁保得准他会逃到哪儿去呢！怎么可能偏偏就在榆次这么个鬼地方，还是死在这么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一片麦田里。不过，他又一想，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到处都在抓他，他能往哪儿跑呢？其实在通缉令还没有下发到这儿的时候，社会上早已把这件事传得沸沸扬扬了，远比通缉令上说的邪乎。有说一个现役营团长叛党叛军，用枪打死人，潜逃在外，可能要投靠“苏修”。不久，又有自称是军中知道内情的人传出的消息说，逃犯叫余洪信，以前曾是63军哪个师的师长，因打仗勇敢，中苏军情紧张时被提为63军副军长。北京军区各军1969年秋增援内蒙后，余还兼任乌盟的前指负责人。据说余大权在握后，在当地为非作歹，奸污妇女。众多百姓把状子告到总理处。查实后北京军区受命给予他严厉处分，其中一项是军职连降三级。1972年5月，中央军委批准，北京军区在6月底以前撤销北京军区内蒙古前线指挥部领导小组及其办事机构，各盟、市、旗、县除参加“三结合”的人员外，其他各军管部队人员，均归部队。63军在山西军部开会宣布对余的处分时，据说余洪信眼神里就含有杀机。会后那晚，余揣着手枪去敲军长、政委的家门，门不仅没开，里面老军人早都隐蔽起
来了。他只好隔窗朝里面打了一枪，未中。听到枪声，副政委家属开门想看究竟，被身手敏捷的余打个正着。此时军部大乱，余不敢恋战拔腿便跑。
还听传说，余洪信在抗日战争时可是“李向阳”式的人物。飞檐走壁，枪法奇准……这样的一个人，逃到哪里都是后患无穷，他提的那可都是真枪实弹，保不准谁碰上谁倒霉……
通缉令上只说是行凶杀人后，畏罪潜逃，杀了什么人？杀了几人？因何杀人？一概没说。这无疑令各阶层充满胡思乱想。传言满天飞，人们乐道于听更乐道于传，哪儿管传言有几句是真，有多少是假。况且，人们更为关心的是余洪信究竟逃到了哪里？接下去还会发生什么？
书记的眼睛盯在那两把枪上，他一拍脑门，冷汗就顺着手心流下来。天下传言汹汹，关他鸟事？现在最重要的事儿就是他必须要面对的就是这两把枪，从哪儿来，还得赶快让它回哪儿去！然后，不论那人是真的余洪信还是假的，都必须赶紧向上报告！
他的思路开始有了条理，他冲着那两个年轻的后生气哼哼地大喊：谁让你们动枪的，这是中央知道的案子，赶紧给我送回去！两个年轻的后生，一听“中央的案子”就吓筛糠了，掉头往回跑时，腿脚就有些软和飘。他们不记得他们是怎么把枪放回原处的。他们不知那个人官有多大，他们认识的人中最大的官就是村革委会主任和村党支部书记了。这个人穿着军装，他们知道军棋里的官儿除了司令就是军长了，麦地里他们面见的那一张脸，曾经如他们一样的纯朴稚嫩过，战争年代，更曾经叱咤风云，而后来，这同一张脸，在通缉和传言中，就形同这风中的麦浪：嚣张，扭曲，变形，疯狂。当然他们面见的最后的这张脸，多年以后的今天，就像一粒散落在地的麦子，在漫漫黄尘里，不过是风烟散去时的一粒微尘。而在当年，当时当地，当事后，他们从村支部书记那儿得知那人是仅次于军长官阶的副军长时，他们有很长的一段日子不敢再去那片麦地。那片麦地，麦地里的那具尸体，常常像一个噩梦，挥之不去地跟着他们。
支部书记是在两个后生把枪放回去以后才向上报告的。报告一级一级，从县到省，不敢延迟，报告到省里，省里派人去看，觉得没问题，63军军长看后说就是余洪信，公安部报给中央，中央说，那不行，不能说是就是，得拿证据说话，首先要弄清是不是余洪信，如果是，怎么死的，自杀还是他杀。
身为余洪信专案组的专案人员，乌国庆领命赴榆次。他不知道这一次，是余洪信的真身？还是又一次的闪情和扑空？因为案发以来，从南国到北疆，他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奔赴现场给余洪信验明正身了。
2
应该说，在乌国庆的刑侦生涯中，63军副军长余洪信的案子是他经办的第一起案子。
乌国庆，蒙古族人，1936年出生在内蒙宁城汐子镇的八楞罐牧场。
“汐子”有一个由来，1933年日伪时期在那儿修铁路并建立火车站，因沙子多经常埋没路轨，当时给火车站起名儿的人就以“沙子车站”报上去了，因那人“沙’字写得草，上面的就把“沙”误看成“汐”字，所以批为“
汐子车站”，从此乌国庆出生的这个村才没叫“沙子”村而叫“汐子”镇了。
解放前的汐子镇贫穷落后，远远近近里只有1所私塾，先后有过十几个学生跟先生念书识字，乌国庆就是这有数的十几个上过私塾的蒙古族学生之一。上过私塾的乌国庆学过蒙文也学过汉文。1950年，国家要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当时的宁城还属热河省，于是，14岁的乌国庆就被选拔到热河省的省府所在地承德医专的少数民族班学习战场救护。当时国家办这个班的初衷的是预备着把学员派往朝鲜前线抗美援朝的，后来，由于战争形势的变化，组织上又决定不派他们去抗美援朝了，如此，乌国庆就在承德一直学到1955年。这5年间，他们前几年学文化，后两年学专业。55年8月，乌国庆被选送到上海司法部法医研究所学了一年法医专业，第二年，司法部在上海开办了一个研究生班，乌国庆考进了这个研究生班。1960年，研究生毕业后的乌国庆被分配到司法鉴定研究所工作。这个研究所后来撤销合并到沈阳中央第一民警干校也就是现在的沈阳刑警学院任教，1962年，被调到公安部的乌国庆，显得特殊并且稀有，特殊是因为他是公安部为数很少的具有高学历的刑侦技术专业人才之一，稀有是他的少数民族身份，蒙古族，当年，公安部里也没有几个人。
1969年，乌国庆和许多人一样经历了下放劳动的命运，乌国庆去的地方是黑龙江佳木斯的笔架山。而在文革那个特殊的年月里，如乌国庆一样的许多刑侦技术人才最终能回到自己的专业岗位上还缘于72年西安人民大厦发生了一起跳楼自杀案子，那个案子因为现场没处理好，总理亲自过问能办案子的人都哪儿去了，回总理说，都下放劳动去了！总理亲自批文招回！
时隔多年，乌国庆仍清楚地记得他是69年3月8日走的，72年3月8日回来的。
1972年，中国还没粉碎四人帮，林彪刚被揪出来。
这一年乌国庆36岁。回京两个月后，他被中央抽去搞余洪信的专案，余洪信案是他刑侦生涯的第一案，乌国庆也是从此开始了他一生的传奇般的刑侦破案生涯的，几十年来，乌国庆所经办的案子几乎全是央批国字号大案。
那么余洪信因何开枪杀人？那晚究竟发生了什么？
坊间流传的颇多版本都是有关余洪信支左时的作风问题，乱搞男女关系和奸污妇女种种，而余洪信因何开枪杀人？那一晚究竟发生了什么，没有人能描画得清。
曾经在临河当过支边知青的学者作家李零在他的《花间一壶酒》书中记述：余洪信事件对临河人震动很大，但很多做“文革”史的都不清楚，问谁谁不知。只是后来打电话，问一个熟人，当时在“前指”驻临河的医院工作，才知道点来龙去脉。据说，他有作风问题，搞女人，居然搞到“太岁”头上去了，惹出大祸，因而开枪打准备处理他的政委。政委有军事训练，一个骨碌，滚到床下，老婆被打死。我还记得，老乡管那个医院叫“毛驴圈”……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