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巴黎《沙尔利周刊》（又译作《查理周刊》）的恐怖袭击惨剧，愈来愈引起法国上下乃至整个西方社会的强烈不满，11日包括法国总统奥朗德、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内的40余位国际政要参加的、多达370万人的法国反恐大游行，便是最明显的例证。可是，如果抛开预设的立场，从文明的视角切入，将会发现问题绝非世人想象的那么简单。
《沙尔利周刊》刊登的漫画
《沙尔利周刊》因为讽刺伊斯兰的漫画招致血腥抱负，这在所有信奉言论自由的人看来，都是难以理解和不可想象，必须要予以强烈的谴责和依法严惩，因为这是对他们眼中人类最为珍贵的生命的蔑视，是对不可逾越的文明的底线的赤裸裸的践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西方社会如何不约而同地抨击恐怖分子的行径都不过分。
然而，在自小生活在与西方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的恐怖分子看来，不仅言论自由远远没有如此重要，而且即使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最为重视的生命权也不及尊严、信仰的重要性。这不是因为他们不讲“理”或者“法”，而是讲不同的“理”或者“法”。在伊斯兰世界，生命不是自己的，而是真主安拉赋予的，“万物非主，唯有安拉”。既然连生命都是安拉赋予的，也就是说可以为了维护安拉的尊严和荣誉而铤而走险乃至献出生命。因此，当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穆德多次被讽刺，当伊斯兰团体对《沙尔利周刊》的起诉屡屡被法院驳回，来自不同价值体系的伊斯兰极端分子便不惜以最原始的暴力手段来捍卫他们最为珍重的尊严和荣誉。这样的话，恐怖分子的行径固然应该被谴责，但他们的行为却符合他们的价值体系。
缘于此，在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人看来，《沙尔利周刊》的血案是恐怖袭击，不可原谅，可在伊斯兰教极端分子甚至许多伊斯兰教信徒看来，这不是恐怖袭击，而是一种“替真主报仇了”的道德救赎。同一件事情，在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价值体系下却有不一样的看法。在尊重言论自由的人看来，《沙尔利周刊》的行为不仅应该受到法律保护，而且还是言论自由的典范，因为《沙尔利周刊》敢于讽刺一切政府和宗教，其胆量值得同行尊敬，所以当恐袭血案发生之后，西方几乎所有媒体都坚决站出来维护《沙尔利周刊》，法国大游行过程中更是打出“记者都是查理”的横幅。正因这样，《沙尔利周刊》对于伊斯兰和穆罕穆德的讽刺，与其说是一种讽刺，不如说是一种解构，是通过不敬、讽刺、戏谑的形式来解构外界严重神秘而富有煽动力的伊斯兰教。但是，这或许仅仅符合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大多数人的价值判断，而不是伊斯兰社会尤其是极端分子的价值判断。与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人把生命放在价值序列的第一位不同，伊斯兰团体尤其是极端分子把宗教、信仰、尊严放在第一位，他们对于宗教、信仰、尊严的捍卫，就像大多数人对于生命的捍卫、自由至上的人对于自由的捍卫、爱情至上的人对于爱情的捍卫一样，是不容置疑的。当然，理解恐怖分子的行径绝不代表认可他们，而是为了追本溯源，通过理解的态度来还原事情本应所有的真相，从而避免类似悲剧的再次发生。
既然不同的文明之间存在不同的价值体系，既然不同价值体系之间的矛盾很有可能是难以调和，那么问题随之产生，如果处理不当，造成误会，类似于《沙尔利周刊》的悲剧肯定还会重演。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人看来，不能随便杀人是人类的文明底线，可在数量不少的伊斯兰教极端分子眼中，比生命更重要的尊严和信仰才是底线，双方的价值体系差别很大。从美国在中东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到《沙尔利周刊》的悲剧已经证明，对于一个价值体系不同的另一种文明，不仅靠武力不能很好解决问题，而且即便通过讽刺的形式，同样无济于事，甚至有可能让结果变得更加糟糕。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教授曾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来专门探讨文明的冲突问题，给出的答案是三条原则：避免原则，即文明大国避免干涉其它文明的冲突；共同调解原则，即各个文明大国通过谈判的方式来遏制或制止文明间的冲突；共同性原则，即各文明的人民应寻求和扩大与其它文明共有的价值观、制度和实践。某种角度上讲，亨廷顿的三条原则是有说服力的，并且共同指向理性的对话，而这或许是目前最合理的选择。
当然，问题并未结束，因为理性的对话未必能够解决一切问题。试想一下，假若在经历长时间的理性对话，不同文明之间有着长年累月的交流与融合之后，冲突和对立依旧存在，双方仍然缺乏有效的共识，那该怎么办？也许这个问题只有历史才能回答，但不管怎样，尽量不要再出现类似《沙尔利周刊》的悲剧，不要让人类前行的道路上流满鲜血和充满不正义的声音，只有这样，人类才能配得上万物之灵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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