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12日，习近平与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第一次面对面与200名工作在一线的县委书记交流，这种情况在中共历史上实属罕见，无疑向外界传递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习近平将亲自整治位于中共官场底层的数千县委书记。
习近平
早在1990年，习近平便在《从政杂谈》（收入《摆脱贫困》）一文写道：“如果把国家喻为一张网，全国3000多个县（注：现在全国有2800余个县/市/区/旗）就像这张网上的纽结。‘纽结’松动，国家政局就会发生动荡；‘纽结’牢靠，国家政局就稳定。国家的政令、法令无不通过县得到具体贯彻落实。因此，从整体与局部的关系看，县一级工作好坏，关系国家的兴衰安危。”习近平是现代版的“宰相起于州郡”，一步步从县委书记做到中国最高领导人，深知县委书记工作的重要性和特殊性，所以才会让中央党校举办县委书记研修班，计划到2017年底将全国县（市、区、旗）委书记轮训一遍。
那么，县委书记为何能引起习近平的重视？
第一，县委书记非常重要，却很难当。当过县令的明朝著名清官海瑞曾在《令箴》中写道：“官之至难者，令也。”县在中国政治语境中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古代有“皇权不下县”的说法，意指县自成一统，拥有较大的自主权。习近平曾用纽结来比喻县，喻示县的稳定发展对于整个国家政局的重要性。作为一个比较独立的存在，县“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除了不包括外交、国防之外，几乎涵盖政治、经济、文化、文化的方方面面，从以县城为代表的城镇经济发展划到大部分城乡居民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在直接面对广大老百姓，站在基层第一线的同时，县又要对上负责，是承上启下的关口，重要性不言而喻。作为县的最高官员，县委书记工作的自然显得非常重要。可是，县委书记不好当，尤其是想要有一番作为，更是困难重重。县管辖的事务非常广，涵盖的领域众多，不像城市只有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不像农村只有三农，而是既有城市的事务，又有大量三农的事务，如此庞杂，对人的综合能力要求非常高。因为天高皇帝远，县的具体况经常不为高层所知，所以国家大政方针往往偏于统一，难以考虑到各地的特殊情况，而这无疑与事情复杂、情况特殊的县存在冲突。作为守土一方的地方官，县委书记自然要对上负责，要执行上面的政策，可各地情况不同，县的事物又是惊人的庞杂，如此种种，都在制约着县委书记的作为。再说，即使县委书记踌躇满志，渴望大有作为，其阻力同样是非常大的。正如北大著名博士论文《中县干部》所论证的，中国的县存在大量的既得利益群体，裙带关系非常严重，地头蛇甚嚣尘上。不同于城市的相对接近现代法治社会，县在较大程度上延续着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宗族、血缘的关系往往比法律、才华更加有用，而这无疑会滋生许多个既得利益群体。此时的县委书记，假若想有所作为，首当其冲的问题是来自地头蛇的阻力，来自盘根错节的基层官场的压力，同时又不得不面对长期生活在相对封闭的关系社会的城乡居民的不理解。
第二，县委书记权力很大，却缺乏有效制约，沦为腐败王国。四川一位落马的县委书记曾说过，在县域内，我有绝对权力，这种权力用不用，什么时候用，怎么用，都是我说了算。因为县管辖的范围非常广泛，使得县委书记的权力很大，甚至有观点认为：“除了外交、军事、国防这些内容没有，（县委书记）拥有的权力几乎跟中央没有区别”。县委书记拥有的权力广泛而强大，不仅掌管着全县一切重要资源，从决策权、人事权到财政权，甚至还能掌控公检法，不受县内司法制约，堪称一方“诸候”。阿克顿勋爵说过，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权力很大又不受有效制约的县委书记，除非有超强的自律精神和极其浓厚的理想主义情怀，否则很难不卷入腐败的温床，很难经受利益和欲望的考验。正是因为这样，中国县委书记的权力容易失控，滋生腐败，而这无疑会给一个县的发展带来非常恶劣的影响。某种程度上讲，习近平也许正是因为担心县委书记失控和腐败的严重后果，才专门召开座谈会，耳提面命，告诫广大县委书记要“心中有责，心中有戒”。
郡县治，天下安。几千年以来，县在中国国家治理中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可是作为县的最高官员、肩负重要责任的县委书记，却好官难当，不仅难有较大作为，而且容易被缺乏有效制约的权力熏昏头脑，成为祸害一方的贪官，而这绝不是走在“第五个现代化”路上的当代中国应该出现的现象。因此，已经通过座谈会告诫县委书记的习近平可以更进一步，从制度上、政策上管好县委书记，既防患于未然，避免腐败，又尽可能为他们提供有所作为的良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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