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罕见地与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被外界扣之以“轮训”作为前缀。除了聚焦“轮训”内容本身之外，外界也试图追问中央高规格举动背后的政治考量和盘算。简言之，习近平为何亲自坐镇“轮训”县委书记？对县委书记这样一个七品芝麻官群体的轮训，之于第五代领导集体反腐大业以及中国政治未来大势，究竟有着怎样的意义？选择“轮训”，定然不是拍脑袋决定的，故而形式背后意义的挖掘，才显得必要且关键。
就目前来看，习近平此次罕见之举，至少有三大内在根由。首先，习近平本身担任过正定县委书记，深知这一职务在上情下达、下情上达中的中枢和纽带作用，所以此次对县委书记的轮训，拥有无可指摘的话语权和现身说法的意味。习近平曾在不同场合说过，当县委书记要跑遍所有的村，当市委书记要跑遍所有的乡镇，当省委书记要跑遍所有的县区市。而其在座谈会上的“追忆正定往事”，也意在说明县委书记这一职位的具体职责所在。“我在正定时经常骑着自行车下乡，从滹沱河北岸到滹沱河以南的公社去，每次骑到滹沱河沙滩就得扛着自行车走。虽然辛苦一点，但确实摸清了情况，同基层干部和老百姓拉近了距离、增进了感情……”可见，在习近平看来，县委书记虽然官职小，但职责很大，牵扯“摸清情况”、“拉近距离”、“增进感情”的纽带和中枢作用。显然，习近平已经意识到了县级干部死水一潭，故而希望借由这样一场轮训，来让一把手们洗洗澡、出出汗。
中共靠什么赢得天下？一言以蔽之，即得民心者得天下。那么靠什么才能赢得民心？显然不是高高在上，文山会海，也不是空泛地喊几句“为人民服务”，而是要切切实实地“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县委书记所承担的，正是为中共执政者赢得民心的重任。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也正是当局意欲扩大这一重任操作群体外延的一大举措。只不过，扩大外延只是短期套现，长期愿景还得依靠和仰仗那些与群众朝夕相处的“父母官”。从这个层面来看，县委书记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其是否称职，是否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直接决定了中共这一世界最大党的威望和执政周期，不容小觑。其次，亲自坐镇轮训，还试图在三年内将全国县委书记轮训一遍，如同亲自坐镇河北“批斗会”以及中央级文艺座谈会，可见并非是一阵风的形式主义。再结合时下“上不封顶”的反腐大潮，此次轮训可谓是言有尽意无穷，根除腐败土壤的决心可表可彰。有尽之言已经在各路媒体的全景式扫描中不留死角，尤其是那句“县委书记要把好权力关、金钱关、美色关”，更是成为核心要点被提炼出来予以突出展示。无穷之意在于，作为“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偏离政治中心较远故而往往是贪腐蛀虫滋生的沃土。据不完全统计，根据山西省纪委监察厅网站公布的案件查处消息，仅2014年，山西已有17名现任及原任岗位为县委书记的干部落马。放在全国范围内，基数之大令人瞠目。《南方周末》曾详细披露过一个县级官员面对迎来送往官场文化的疲态和不满。2011年，北京大学冯军旗的博士论文《中县干部》也曾揭露了基层官场14种生态，其中就包括裙带、送礼、吃喝、疏通关系等官场“腐”色。
发现问题是第一步，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是第二步，关键的一步是能不能解决问题。为了应对近乎塌方式的基层腐败，因令计划案沦为反腐重灾区的山西，开始将矛头对准县委书记这一层级。为什么从县委书记入手？火速调任的王儒林给出的答案，也在一定程度上间接道明了中央的意志和终极取向。县一级虽然级别不高，但是地位、职责、功能、作用极其重要。郡县治，天下安，这是两千多年来治国理政的基本经验。县委书记在干部体系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县委书记主政一方，权力大、责任大、作用大、影响大，选好县委书记，故而能否选对人，至关重要。至于如何解决，王儒林也给出了操作层面的应对之策，概而言之，即把好渠道关，建立后备干部储备库，扩大考察范围，防止带病提拔等等。至于这一应对之策能否在现实政治层面起到实效，还有待实践检验。
最后，习近平围绕经济领域提出的“新常态”，运用在官场，同样适用。这也就意味着，上至常委层级，下至县委书记，官场新常态已经纳入习近平的政治图景和总体规划中，且摆放在了极为重要的位置。之所以急需要在官场建立官场新常态，在于此前的“非常态”乃至“扭曲态”。提到中国官场，人们会自然而然想到文山会海，极尽排场和奢华的饭局，各种迎来送往。长此以往，民众已然形成了刻板印象。也即官员无论走到哪里，必定是前呼后拥，旌旗节钺，鸣锣开道。尤其是在小城市里，一些市级官员到县城走访，县里的大小官员们早早就做好万全准备，恭候市领导大驾光临。原本是到县城做考察，却成了一次次风光无限、尽享权力荣耀的表演。正如河北省委常委在民主生活会上的发言，“自己有时调研就像演一部下基层电视剧，事先有脚本，事中有导演，事后露露脸，自己就是一个演员。”以县委书记入手，组织一场轮训容易，关键问题在于，这样的轮训能否真正打破官场“非常态”，却还是一个未知数。又或者，总书记坐镇轮训时，与会县委书记听得认真，记得详细，回到工作岗位后学习讲话精神也是头头是道。但是在实际操作层面，为了方便，或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固定套路和习惯，又会陷入到沉疴和泥沼中去也不是不可能。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共官员在政策与对策之间的权衡和拿捏向来驾轻就熟。如同毛时代的文化大革命，掀起容易，只需要一张文革大字报，只需要拉出一个类似《海瑞罢官》的典型即可。破四旧也容易，只需要动员一批群情激奋的红卫兵，让他们循着“造反有理”的马克思主义精髓，发动他们去“破坏旧世界”，砸庙宇、抄知识分子、资本家和地主的家，想方设法寻出一些资产阶级或修正主义的东西来。
同样地，习近平作为中共红二代，又带有鲜明的理想主义的成分，所以他力图彻底改观官场文化，砸烂陈旧的官场障碍，在任期内做出切实的政绩，是毋庸置疑值得称道的。但是如何破？破了之后又如何立？ 毕竟，要想从根本上改观当前的官场生态，不是靠几场民主生活会，或是镜头前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坐镇轮训县委书记就能一蹴而就的。而是要让官员真正意识到自身的职责和使命之所在。习近平之所以心怀理想主义愿景，就是一种作为红二代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使然。但很多官员习惯了升官发财，忘记了“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习惯了颐指气使、大腹便便，忘记了党旗下的宣言。中国共产党是拥有8,000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习近平可以忧虑：为什么这么多的党员干部却做不成事？当然反过来也可以警告：既然基数如此庞大，就不愁找不到贤能官员，不妨取精华去糟粕。这也不失一种有效且直接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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