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年之际，习近平便借助十八届中纪委五次会议发声，要求保持反腐高压态势，为新一年中共打虎定下基调。不过，强势打虎步入第三个年头，中共官场难免遭遇副作用困扰，官场人心惶惶，人人自危，不利于改革的推进、各项政治目标的完成与社会治理的转型与提升。有分析认为，习近平在高调强调打虎的同时，也正在考虑如何激活释放官场的政治活力，以使官员有所作为，有所不能为、不敢为。
习近平在中纪委会议的讲话中肯定了中纪委的工作，做出了反腐“没有取得压倒性胜利”的判断，要求继续“保持高压态势不放松”。总结两年来的反腐风暴，可以说给中国的官场带来了巨大的震动，某种意义上，可谓是势如破竹地打开既有的利益格局，破除各种山头、圈子与帮派，不仅重塑了执政党的形象，也势必将重构整个中国官场生态、政治生态。
但这样的强力反腐，却也导致许多地方官员不作为、不敢作为。官场人心惶惶，人人自危，也将是不利于改革的推进、各项政治目标的完成与社会治理的转型与提升。这种担忧同样在习近平的讲话中有所体现。习近平表示，腐败活动虽然减少了但并没有绝迹，反腐败体制机制建立了但还不够完善，思想教育加强了但思想防线还没有筑牢，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重构政治生态的工作艰巨繁重。
港媒分析文章指出，过去两年多时间里，习近平通过权力的重组、调整，将过往分散于九常委的权力重新集中，通过安全、军事、改革、经济等不同的权力小组的形式，将权力集中了起来，以便提高对党政军以及改革事业的调控能力，保证国家拥有应对各类风险、危机的能力。但归根结底，改革等各个事项的推进，有赖于地方政府官员的作为与配合。因此，集权之后仍需要分权，各种政治目标和改革事项才能够推进、完成。当前的反腐形式，显然会导致部分地方政府的“空转”，地方政府俨然成为“看守政府”，不作为是其不出错，保住官位的唯一选择项。中国向来是“以权治国”，要转变地方官员的治理思维，显然首先需要给予一定的安全感。换句话说，其官职的升迁与否、能否保住究竟是以何种标准作为评判的。倘若仍是上级单一的权力意志，那么只要权力向上收、反腐运动出现，那么作为自保，或与中央博弈的考虑，不作为几乎必然是地方官员的唯一选择。因此，解决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责任边界，是重中之重。
无论是反腐或是限权，其目标不在于不让官员行使权力，而是要让官员恰当地行使权力，避免滥权、越权。不能作为的权力无论于国家、于社会都是无益的。当前中国仍然面临诸多改革难题，仍然需要拥有魄力的领导破局，无论是从中央、全国出发或是地方的政治、社会治理，都是如此。
在过去35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社会与经济领域的活力、创造性是中国经济取得如此迅速发展与规模的原因所在。但同时也必须看到，尤其是在前期破除计划经济体制固有的条条框框时，地方政府官员，尤其是省级领导人的自主、创新与改革魄力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在中国以权力为意志中心的现实面前，改革总是需要权力开道，以突破某些禁区与固化的难念。这在当前各种利益相互牵制、纠缠在一起，利益格局固化的情形下，中央改革的意志固然重要，地方大员的改革动力与活力、创造能力也同行重要。
此外，过往省际间的竞争，也是中国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的原因所在。但可惜的是，在单一化的GDP政绩考核逐渐成为唯一标准后，各地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就变得千篇一律，皆以房地产、政府投资等为其快速提高政绩的单一化工具。而且也只有这样，在分税体制下，地方政府才能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可以说，错误的政绩标准与官员参与市场经济分利是导致中国官场变形、经济转型困难重重、社会治理逐渐失效的原因所在。
文章认为，在中国，政治、社会与经济三大领域的结构，并不均衡。政治结构占据主导地位，社会组织长期受到压制、社会活力不足。这也是中国过往以权治国所必然形成的结构。因此，在当下强势的反腐浪潮之下，一旦政治结构变得消极、消极应付各类治理问题、发展问题，那么中国整体的活力必然大打折扣。
所以未来一年里，在强势反腐的运动之后，如何迅速调整中国的政治结构与激励机制、如何明确中央与地方官员的权力关系，以使官员有所作为，有所不能为、不敢为，是执政党中央所需要着手解决的。换句话说，有破有立，无论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依法治国目标，或是经济转型、治理现代化等，才有真正作为的可能。从十八大开始以来，中央一直着眼于大局、大方向的确定，此后则更需要从更多细节的制度设计、建设上出发，方能使中国再生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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