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对当今的华人来讲，是一场隔世之梦，“文革”距今只有几十年，但因为这段历史“空前绝后”，使得这时期的“文革”物品日益显露出特殊的意义。
中国文革
一篇发表自《东方历史评论》的文章，为我们讲述了文革期间物品的特殊含义。
一件物品之所以获得某种社会意义，是因为它和外在于这个符号系统的某些社会概念或价值联系在一起。例如，一件军装在“文革”时期有“革命”的符号意义，这是军装在其它社会中所没有的意义。在“文革”中，物品的普通正当理由如“满足生活需要”之上更有一种特殊的正当理由，即“革命”、“无产阶级”等等，最具正当理由的便是“革命需要”、“革命用途”、“革命作用”等等。
正因为如此，物品在“文革”中具有极强烈、极明显的表演功能。这种表演有两种不同的形式：夸示和联想。夸示性表演往往需要借助文字和图画来表现，而联想性表演则更依重于当时被普遍接受的正当需要观念。因此，虽然联想性表演不如夸示性表演那么显见，但它在一个更深的层次上让我们看到，当人们按照物品的社会意义使用它的时候，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按照这些意义的社会规定再生这个社会秩序。例如，“文革”时的住房外都写着革命标语，画着毛泽东的画像，这便是夸示性表演。当时住房极其紧张，仅有的少数新造住房也十分粗陋，但比起那些1949年前遗留下来的考究住宅(西式或中式)，粗陋的住房却有远为优越的联想意义----艰苦朴素。那些不具此联想意义或具有相反联想意义的西式洋房，无论画上多少毛的头像，写上多少革命标语，都不可能在联想层次上具有与粗陋房舍同样的表演效果。“文革”期间，朴素和考究的关系不是彼此不同，而是有此无彼。使用朴素物品成为正确使用物品和使用正当物品的唯一方式。一切明显的考究精致的物品都会立即被联想到奢侈和资产阶级，给使用者招惹许多麻烦，尤其是当使用者本人已被归入政治上不可靠的属类。
然而，“文革”物品的使用本身又存在着一种悖论关系，即普通社会成员均受到物品的这两种表演性限制，而权位越高者却不受其约束。比如，党和国家领导人照样可以住在中南海或高级住宅区，照样可以看外国电影，读“封资修”书籍，等等。可以说，“文革”物品对“艰苦朴素才革命”的表演是为一般普通人设计的，其作用是将他们极端匮乏的物质生活变为一种合乎道德的生活方式。对于一般人，“越穷越革命”成为他们所知道的唯一合乎道德理想的社会状态。在“文革”的物品世界中，并非所有物品都具有相等的夸示性和联想表演功能。不同物品结合这两种表演性的能力也不尽相同。如上面提到的住房，它的两种表演性之间只有松散的关系。“文革”期间的大多数物品也都是如此，没有很明显的联想表演性，如文具盒、作业本、脸盆、毛巾、饭盒等。这些物品往往只能靠革命图像和文字的夸示表演来凸显它们的意识形态意义。这些物品的夸示性表演还表现在它们的品牌名称上，如“红星”、“红波”、“卫东”、“东风”等，甚至出售它们的商店名称也体现出夸示性表演，如“五七杂货店”、“红卫文具店”、“长征药店”等。还有一些物品，其暗示性意义与革命夸示表演相冲突，因为它们本身就带有坏的联想意义，如金银首饰、西式服装、宗教用品、古董字画等。这些物品因此成为“破四旧”的对象，谁若用它们去展示革命的图画和文字，那就会被看成居心不良、诬蔑革命。再有一种物品，它们的正面暗示性极强，几乎不需要夸示性表演就能展现极强的革命意义，如军装、毛像章、语录、枪等。
物品的表演功能与社会等级观念紧密相联。越值得公开演示的，其社会价值越高，也是高等级身份者所“自然”拥有的。程文超在论及“文革”中的“军用品”时这样写道：“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用上军用品的。……那年月，并非军人家属、能用上军用品的，大有人在。这才是本事!你得有地位、有身份、有关系、有路子。……比如，穿上一双‘解放鞋’，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表征。‘解放鞋’，将你和穿一般球鞋的人区别了开来，它显示了人物的身份、背景等鞋之外的很多意义。因而在那时，‘解放鞋’与一般球鞋之间，有一种等级、一种特权。”程文超当知青时，农村里经常搞政治运动，一有运动，就会拉几个“地富反坏右”出来批斗一番。有一次，队干部正准备将一个劳动不积极的人定为“坏分子”拉出来批斗，却发现他穿了一双新“解放鞋”。干部们想，他是不是有什么背景?有人说是他有一位远房亲戚早年被国民党拉了壮丁，后来参加了解放军，当了官儿，最近联系上了。就这么一个传闻让他躲过这一劫，“那场批斗却落到了别人的头上。那时的坏人，被压在社会最底层，是不可能穿上‘解放鞋’的。而穿上‘解放鞋’的，就不可能是坏人。今天，没有经过‘文革’的一代人，怕是很难理解，鞋里，还能藏着这样的政治玄机！”
一般现代社会中的物品往往通过广告和时尚这两种途径被赋予特殊的象征意义，巴尔特将之称作大众文化制造的“神话”。时尚把物品原本属于文化范畴的价值(美丽、尊贵、地位等)转化为物品的自然属性。例如法国香水夏奈尔5号可以变为高贵、典雅和美丽的化身。时尚的反面还有逆反时尚。时尚引导者往往是社会上层名流，他们喜好的物品成为他们优越地位、丰厚收入和高雅趣味的象征。逆反时尚引导者则多为社会边缘群体人物，如嬉皮士、朋克、同性恋者等。他们的文化因激进、新奇和反叛而变成一种另类时尚。在“文革”时期，可以表演“革命”身份的物品成为一种时尚。具有代表性的“文革”物品，如军装、工装、毛像章，它们的象征意义化过程就是一个时尚化过程。带动这种时尚、起广告作用的是报刊广播等“革命”宣传、“样板戏”和许多“重要事件”，如毛泽东穿上军装、戴上红袖章接见红卫兵，这时毛本人成为时尚的最高引导者，而他同时也代表边缘身份(“造反派”、“老大粗”)的逆反时尚。
“文革”时尚与一般社会时尚之间存在着几大差别。首先，除一般时尚的诱导手段之外，“文革”时尚还加上了暴力和恐怖手段。一般时尚，如到麦当劳吃快餐，人们可以自由选择去还是不去，但“文革”时尚是不允许这种选择的，它体现的是绝对的强制性。“文革”时尚的强制性主要表现在对违背时尚者的严厉惩罚。“破四旧”、“抄家”以及许多“斗争会”就是以使用错误物品为理由采取暴力行动的。即使是不小心误用了“革命”物品，无心之过也可能给人带来牢狱之灾，如把“小红书”放错了地方，不当使用了印有毛泽东头像的报纸，吃了猫(猫谐毛音)肉等。时尚物品的使用更被用作区分“自己人”和“敌人”的工具。例如，关在“牛棚”里的人是不能穿军装的。识别一些时尚物品的“内部”差别，如军衣的干部装(四兜)和士兵装(二兜)的差别，更是能让时尚者感受到自己是“内行人”的心理满足。
第二大差别是“文革”时期的革命时尚直接与统治权力挂钩。研究一般物品意义和一般时尚者大都指出物品使用在维持社会等级秩序中的作用。这是一种无须统治权力直接介入就能维持的秩序，故常被称为“意识形态”的作用。意识形态在一般社会中是统治的无形之手，但这种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并不完全适用于“文革”中的中国。“文革”中的革命意识形态由国家权力所设计，并通过国家机器的暴力和恐怖手段加以贯彻。“文革”中的极权意识形态设计并构建了当时的文化世界，物品成为这个文化世界最明显、最日常生活化的反映和记录，也成为专制国家政权暴虐统治的直接工具。
第三大差别则在于追求“文革”时尚可带来某种安全感。在“文革”极权意识形态下，人们追求“文革”时尚往往并非喜好物品本身，而是以物品为手段来达到某种目的，即获取人生安全感。在一般社会中追求时尚的过程分两步：第一步是从物品到某种可见的社会身份品质，如从贵重物品到“富有”，从优雅物品到“学问”或“品味”；第二步则是从社会身份品质到人生便利，尤其是人生安全感。追求“文革”时尚与一般社会的追求时尚之区别在第一步，不在第二步。在一般社会中，物品之所以能起到区别社会等级的作用，主要是通过物品与金钱的关系，物品越贵重，使用者的身份越高；具有追求价值的物品(时尚物品往往是这一类物品)所寓寄的令人羡慕和向往的品质包括财富、地位、荣耀、学识、美貌等。而“文革”中的时尚物品与一般社会的完全不同，因为“文革”中许多一般社会的贵重物品(金银、古董、高级衣物)具有负面联想意义，成为人们急欲躲避(至少是不敢公然追求)的物品。但这种差别仅仅是表面现象。“文革”时期，人们追求的最终也是人生的安全感。“文革”中，远非所有的人都能享有这种人生安全感。这才是“文革”社会等级极大差别的关键所在。在一般社会中，生活中令人羡慕和向往的东西包括财富、显贵出身、名声、学问、教养。一个人有了这些，就能获得人生安全感(不受侵害、满足日常需要、尊严、自由、随心所欲、对未来有信心等)。人们追求人生安全感这一生存需要在“文革”期间并未发生变化，变化的只是那些可以获得人生安全感的手段。“文革”时期，财富、学问、某类地位(如学术)和声名不仅不再能带来人生安全感，反而构成对这种安全感的危害，它们当然也就不再是人们所追求的目标。相反，一般社会中那些被人瞧不起的品质(贫穷、愚昧、没教养、卑微出身等等)反倒成为获得人生方便的条件。尊卑的表面颠倒使得“文革”时期的物品使用比一般社会中更具一种特殊的表演性、假面性和矛盾两重性。“文革”中，参加抄家的人侵吞抄家物资，只敢私藏，不敢显露，就是矛盾两重性的体现。
“文革”社会看来颠倒了一般社会的等级标准，使得原先的优等阶级变成了劣等阶级，但真正具有实质意义的社会等级标准并未发生变化。“文革”社会和其它任何社会一样，谁享有人生安全感，谁就是优等阶级。在一般社会中，最能享有人生安全感的是拥有金钱的人，因为金钱是各种不同社会利益的交换手段。在“文革”中，享有人生安全感的是拥有暴力权力的人，因为只有这样的权力可以支配一切社会利益。“文革”中最具正面符号价值的正是一些与暴力权力有关的物品，军装、印有最高统帅毛头像的物件、代表他的思想和意志的书籍等。军事组织既是暴力机器，又是暴力价值的象征。“文革”中的社会军事化是与当时文化世界范畴和价值的敌我二分对立化同时发生的。军事禁欲主义和当时的物质极端匮乏汇集在一起，形成了“文革”时期特殊的物质价值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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