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际物品 文革中的仪式化消费

中国的文革无疑是一场“闹剧”，我们似乎可以从其仪式化消费中探寻一二。在仪式化消费行为中，物品成为“交际物品”，物品的流动往往起到标志和巩固复杂的社会关系、尤其是等级关系的作用。

毛泽东文革宣传画

《东方历史评论》的一篇文章写到，从物品到物品消费者，其间的意义流动是一个“仪式化”的过程。人们在使用仪式化物品的过程中维持或建立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形式关系。最常见的仪式化物品使用包括送礼、宴请、炫耀(展现自己的所有物)、请客或出客、节日或婚嫁、庆典等。在仪式化消费行为中，物品成为“交际物品”，物品的流动往往起到标志和巩固复杂的社会关系、尤其是等级关系的作用。我们不妨用“文革”期间的“赠送”和“占有”这两种仪式为例，来看一看物品消费与当时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

“文革”期间的公开赠送主要表现为“嘉奖”和“福利”。单位对“先进”个人送“毛选”、奖状、笔记本等，但不送“红包”，这标志着重精神、轻物质;但另一方面，过年过节又会给职工送毛巾、肥皂、劳保用品、食堂配菜，以标示领导和组织的关怀。赠送实物而不赠送金钱，看起来相似，实际上却有重要区别：发实物是自上而下地设想和规定人们的需要，发什么物品、发多少，都是“组织”的事，组织给你什么，你就需要什么，人跟人的需要是一律规定的;发金钱则不同，那是允许人们自由设定需要，决定不同需要的主次并决定将这些需要满足到何种程度，每个人领到同额的奖金，根据自己需要购买的物品肯定不会一样。“文革”中常有发的物品用不掉，需要的却又不发的情形。赠送与需要的脱节使得赠送成为一种表示上级关怀的仪式。

“文革”期间，金钱的作用还受到票证分配物品制度的限制。“文革”中托人办事，每每请客吃饭、送礼，但不送钱;送钱是明目张胆的贿赂，一旦抖露出来，钱便是罪证。送实物及请客吃饭则不同，那属于“人情难却”，所以往往是半公开的。请客送礼一般限于食品和烟酒，当时这类礼品的实际价值比现在要高，因为都是定量供应的，就是有钱也未必买得到。请客送礼是一种非冠冕堂皇的半公开行为，它是对所请所送的人表示尊敬、亲近的仪式;太生疏的关系是送不上礼的，在这种情况下就得转托他人。受礼者当然是有权势地位、有能力替人办事的人。和单位“赠发”物品一样，托人办事的请客送礼是一种增进社会关系或人际“亲近感”的方式。在物品稀缺的“文革”时期，人们出于利益交换的考虑，不得不把自己的那一份定额物品“赠与”有权有势的人，用来换取关照。“文革”物品的使用也同样表现为仪式性消费的另一重要形式，“占有”。一般社会中的占有仪式在“文革”中往往不再有效。“文革”中抄家、破四旧的对象往往就是那些被别人知道家里藏着“好东西”的人家，所以一般社会中的占有仪式恰恰成为“文革”时期的大忌讳。“文革”中人们有很强的分辨意识，知道哪些是可以让人看的东西----有正确意识形态联想意义，哪些是不可以让人看的东西----有“反动”意识形态联想意义。这是当时物品使用的占有仪式的基本条件。在区分人际关系的亲疏时，占有仪式比送礼仪式更重要----不能给外人看的东西往往是可以给亲人或极好的朋友看的，例如，“文革”时传借“禁书”就是在极小范围内的占有仪式行为。

“去占有”也是仪式化占有的一部分，或者说，仪式化的占有包括仪式化的“去占有”。“文革”中有一些特殊的“去占有”仪式，如将祖传的文物或住房“捐献”给国家，自破“四旧”，烧毁旧照片和保存多年的物件，或刻意穿着朴素，以及其它种种避免“露财”的做法。“去占有”是一种公开表演，表现原占有者与自己过去所处的群体或者本人的历史“划清界线”，成为一种对个人记忆和经历的自我否定。在一般社会中，人们会尽量通过占有来保存个人记忆和经历记录，因为物品的情感价值本身就是占有的一个目的。人们珍视旧宅、旧物件、收藏和旧照片等，并非是因为它们有经济价值或使用价值，更多的是因为它们有记忆和情感价值，强迫人抛弃旧物是极具伤害性的。“文革”以后，许多人痛感家庭或个人记忆失落，很大程度上缘于被强迫放弃占有旧物。社会群体也有类似的“去占有”遭遇。历史纪念物或建筑可以说是集体性的占有物品，它们在“文革”中遭到破坏，其实也是一种集体性“去占有”的结果。今天的普遍怀旧情绪，包括恢复这些建筑，则是再一次的占有仪式行为。

“文革”中不同形式的占有是社会等级秩序的一个重要标志。一般人享有物品必须先占有物品，而有特权的人则不必占有物品就能享用物品。因此，身份的高低并不全在于实际占有物品的多寡，而在于虽不直接占有就能享用物品。这种不占有就能享有才是一种高等的“拥有”。真正有“身份”的人不需要展示他们的占有就能让人明白他们的享有，他们有“公家分配”的住房、汽车、家具、服务员、警卫员。这一切都是与官职、权力、地位联系在一起的，一旦失去官职，所有“待遇”立即取消。在这种情况下，官职、权力就成为社会等级的根本标准。而官职权力的来源乃是一个以至高无上的王权为中心，以对它的绝对效忠为条件的官僚体制。这是千百年以来存在于中国的文化世界和社会秩序。在这个文化世界中，与官位权力相比，钱只是一种次等的权力，前者比后者高贵得多，因为前者能办到后者办不到的事。

“文革”期间比任何其它时候都能说明“需要”如何受制于等级地位。需要其实就是“正当需要”，而“文革”期间“正当需要”是严格地跟身份地位走的。你是“首长”，你住的地方离你上班的地方再近，你都有坐小车的“正当需要”;相反，你若是百姓，你住得再远，你也不能有这个“正当需要”。“正当需要”证明“待遇”的合理性，待遇体现的就是理应得到满足的正当需要。“文革”中，不只是人的物质需要，人的其它需要，如感情、娱乐、审美、求知等，都是由政治权力严格规定的。仅就物质需要而说，“文革”中的衣和食都实行定量供应，政府不仅规定国人有多少种基本需要以及每种需要应该满足到什么程度，还规定以什么物品去满足这些需要，如每人每月可食用多少粮食以及粮食种类的搭配。政府因此宣称它满足了所有人的同样需要，因此具有统治合法权威。这是一种“对需要实行专制”的模式，它的控制可以遍及人的一切需要，包括生理需要和性需要。“文革”中的口号“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就是限定基本的生命需要。那时，一切不在国家权力限定范围之内的需要都是不容公开道出的，稍有流露就会以“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罪名受到打击。

“文革”的票证分配制度比任何其它制度都清楚地表明，需要不再是自然的；当人们在生活中彻底失去自由意志决定的时候，他们不可能知道自己“自然”需要什么。吃和穿看起来是“自然的”生理需要，但“文革”中政治权力对生理需要的直接干预让我们充分看到了哪怕最自然的生理需要，也不那么“自然”了。就以“不饿死”这个吃的基本需要为例，作为政治活动的“吃忆苦饭”就是以最低等的一种比较在规定“吃”的基本需要，而且“吃忆苦饭”被政治权威赋予了一种道德意义。有了这种低标准比较，“文革”中极低限度供应的物品就具有“幸福生活”的文化意义了，因为据官方说，“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人们所吃的食品和所穿的衣服不只是在满足他们的基本需要，而且更重要的是体现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恩情”；人民之所以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全是因为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解放”了全中国人民的缘故。

在“文革”的政治环境中，“需要”成为满足低程度生理本能的代名词。以这种方式来看待人的需要包含着对人的极度贬抑，这和当时政治在其它方面对人性的极度扭曲和摧残是同时发生的。正如伊格那蒂夫所说：“关于人的需要的理论，也就是言说人之为人的语言。用需要来界定人性就是用我们人类缺乏什么来界定我们人类是谁。这也就是坚持人类与其它动物相比有一些特殊的(需要)。”“文革”期间人的需要被政治权力限制到了与动物几无区别的程度。控制人的生存必需，如一切票证跟着户口走，成为控制整个社会最得力的工具。

长期以来，中国人在“需要”上受到的控制不只表现为物质的极度匮乏，而且更表现为人的基本需要仅仅局限于满足于动物性的生存本能。这种需要观极度扭曲了任何一个正常社会所必须重视的人的其它需要，如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爱和群体归属感。索勃指出，需要是一种关于人的存在的价值判断，我们是用人的需要的合理性去判断一个社会的“经济生产和消费方式”的。而在一个无法讨论人的需要，或者缺乏这种讨论能力的社会中，人们是很难就他们的公共生活和社会理想有建设性看法的。同样，在一个人们不能以公民的身份自由、理性地参与政治社会活动的社会中，他们也永远没有机会讨论他们的需要和培养这种讨论能力。专制权力长期严酷控制需要的后果是社会形成需要共识的机能严重衰退。一旦政治权力强加在物质需要上的禁欲限制解除了，整个社会立刻无条件地接受金钱的左右，摆向了物质纵欲的另一极端。金钱和欲念于是成为驱动人们物质生活的唯一动力。“欲念”和“需要”之间是有区别的，人可以“欲念”他并不需要的东西，也可以需要他并不“欲念”的东西。“文革”期间，欲念和需要的关系完全是由意识形态决定的。人“欲念”的东西，如美、人际亲密关系、感情和信任关系，甚至稍精致一些的食物、衣物、用品，专制权力都可以武断地将之规定为人并不需要的东西。这些东西因此成为“奢侈”，成为“资产阶级思想的追求”。今天，这种政治规定被解除了，但是欲念和需要的关系滑向了另一个极端，那就是，凡是一个人“欲念”的，都是他个人的正当需要。

“文革”期间和现今中国的物品世界虽然看上去已经判若天渊，但它们都缺乏关于需要的社会共同理性思考，这一特点延续至今。正如度依尔和高夫在《论人的需要》中指出的那样：“人的需要既不是个人自己最能决定的主观偏好，也不是经济计划或者政党官员所规定的那种基本供应。需要是普遍的，也是可知的。我们关于需要是什么的知识，关于需要用什么来满足需要的知识，是不断变化和需要讨论的。”只有在一个人们相互关爱、相互认同、彼此以同等的人相互对待的社会中，才能形成关于群体共同需要的社会正义共识。当这样的共识转化为社会规范的时候，人们会在道义层次上感觉到约束自己过度欲念的必要，会更加要求公共政策充分重视社会中每一个人，尤其是社会弱者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