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沙尔利周刊》事件引爆西方世界与恐怖主义之间新一轮“战争”之际，中共意识形态操作者亦未放过时机展开对西方价值体系的继续剖析和评判。有媒体引述被称为“自干五”的学者宋鲁郑的观点指出，现在西方面临的挑战是价值观和自己的文明存亡（伊斯兰社会的崛起）之间如何选择。如果继续坚持自由（如新闻自由）、人权（不能强制同化包括价值观同化、多元文化主义、家庭补助制度）和民主（一人一票），西方文明将很快消失在地平线。在宋鲁郑看来，正是西方以往所极力推崇的自由、人权和民主三大价值观造成了现在的后果，使其在伊斯兰崛起的时代背景下处于下风。
沙利尔周刊刊登的漫画
有观察人士表示，近年来国际领域发生的很多重要事件似乎都印证了所谓伊斯兰文明以宗教、人口等形式崛起的说法，以及20多年前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预言。在这一过程中，作为主导者和传统强势一方的西方首当其冲而不自知。接下来一段时期，西方是否会调整其与伊斯兰文明和中华儒家文明两方面的既有意识形态和部署，是否会就此激发出重要的改变以焕发新的活力，又会对国际格局尤其是对同样处于崛起进程中的中国产生怎样的影响，都是值得注意的观察点。如此的话，《沙尔利周刊》恐袭很有可能成为一个改写历史的偶然而又必然的事件。
《沙尔利周刊》唤醒了欧洲睡狮？
宋鲁郑将西方的“自由”“人权”和“民主”视为此次恐袭事件的根源，这也是中共意识形态论者的习惯性思维。宋鲁郑认为，西方至少犯下了三个严重错误，其一是针对阿富汉、伊拉克、利比亚、埃及多国的政权颠覆行为。其中的一些本来是阿拉伯世界里相对比较世俗化的国家，结果是西方打破固有格局使伊斯兰国等极端恐怖主义滋生。当然，西方的这些军事或意识形态行动往往是以捍卫自由和人权的名义。而西方内部，其奉行的新闻自由主义信条所滋养的对伊斯兰的挑衅行为无疑是此次恐袭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第二个严重错误是西方针对自由主义所导致的低生育率所奉行的家庭补助福利政策。西方实现现代化之后，一个很大的社会变化就是离婚率的提高、同性恋合法化和出生率的迅速下降。一个文明要想延续，一个家庭要有2.1个孩子。但现在法国平均是1.8，德国和意大利是1.3，整个欧盟31个国家是1.38。而欧洲穆斯林平均每个家庭孩子为8.1个。不久前超市劫持人质的嫌犯库里巴利就有9个姐妹。另外还有信息称：有一些穆斯林有百余位表亲。宋鲁郑因此认为，在鼓励生育问题上，西方的政策不但不对症，还有严重的副作用，可以说是自己亲手培养自己的掘墓人。
西方犯下的第三个严重错误是文化多元主义。这一政策保障了非主流文化，不过其副作用也十分明显。为了选票，政治人物不但不禁止相反更刻意讨好，争说他们的语言。在美国南部许多城市，无人说英语，生活方式完全非美国化。这些都为伊斯兰文化的成长提供了有利条件。卡梅伦当首相时，就不得不公开承认文化多元主义已经失败了。因为文化多元主义不但不能解决不同种族和文化之间的冲突与对立，实现多民族的融合，相反更强化了各自的民族和文化认同。
这也可以从文明的角度来解读。宋鲁郑表示，今天的西方，对外客观上为极端恐怖主义提供了发展的条件和空间，对内则用自己的国民财富培养壮大一个对自己文明和价值观都不认同的文明。现在西方面临的挑战是在价值观和自己的文明存亡（伊斯兰社会的崛起）之间如何选择。如果继续坚持自由（如新闻自由）、人权（不能强制同化包括价值观同化、多元文化主义、家庭补助制度）和民主（一人一票），西方文明将很快消失在地平线。假如放弃这些价值观，西方文明还有什么独特性？也依然是名存实亡。
虽然宋鲁郑的观点有些危言耸听，但确实存在一定的事实基础。如果仅以西方的角度来说，确实面临着一次严重的文化乃至文明危机。这场危机的到来是潜移默化的，同时也是难以扭转的。宋鲁郑文中所提的“温水煮青蛙”的说法描述得较为准确。《查理周刊》之所以要以新闻自由为名、以漫画的方式强烈冒犯伊斯兰教，恐怕就是要以自己的牺牲打破对方的温水战略。毕竟在此之前，已经有为了唤醒本国民众而自杀的历史学家温纳，以及同样打着唤醒民众旗号而制造的挪威惨剧。如果这一假设成立的话，考虑到此次恐袭事件在当下已经产生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力，以及有可能造成的历史性转折，该事件或许将起到“唤醒”欧洲这头“睡狮”的作用。伊斯兰崛起 西方战略东移酿祸
冷战结束后不久，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就提出所谓“文明冲突论”，该理论在接下来的20多年内一争是学术界争吵不休的话题。在一些观察者看来，《沙尔利周刊》事件正是这种文明冲突的一次局部展现。亨廷顿认为，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政教文明、拉美文明和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西方文明毫无疑问是过去数百年里占据主导和最最强势的文明，但目前正以文化和文明为界限重构世界秩序。亨廷顿将伊斯兰文明尤其是中华儒家文明列为这场文明冲突中最可能“惹麻烦”的文明。
这些都只是亨廷顿理论体系中的一小部分。尽管该理论自诞生之日起就饱受争议甚至是“围剿”，反对者列举出诸多难以回答的质疑观点和实例，不过也得承认，形势的演变和另外一些事件的发生却也在印证着其合理性。比如“9•11”事件，比如亚太地区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崛起，比如西方陷入长久的低迷态势，以及此次的《沙尔利周刊》事件。该理论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很有可能对某些国家的政治和外交政策产生了实质性影响，这主要表现在美国的战略东移和对中国的遏制。美国已经提前将中国锁定为最主要的竞争者、挑战者、“敌手”，如若放任不管就会造成“文明的冲突”。
但是以目前的形势来看，美国的这种战略性调整已经造成严重的后果，一个是伊斯兰国兴起与乌克兰事件所代表的世界局势失稳，一个是对中国的遏制并不能起到预期效果，另一个则是西方对传统价值观和制度的自负使改革缺乏动力，自身危机始终难以排解。进一步说，亨廷顿或者是西方主政者对中国儒家文明没有准确的理解和把握，过于高估其崛起会对旧秩序造成的冲击，认定对方会遵循自己曾经粗暴的崛起模式。根源则在于过于强调自身的立场和利益，而没有或很少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思考问题。
与此同时，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对其他文明尤其是伊斯兰文明缺乏准确的理解和把握，低估了其崛起的影响力。这在部分上也是因为伊斯兰国家至今没有展现一种成功的发展模式，其石油经济显然是不可持续的。但是，这并不妨碍其影响力以另一种方式的传播和扩大，从而带动自身文化或文明的崛起，也即此次《沙尔利周刊》事件所折射出来的伊斯兰宗教文化传播和信徒人口数量的增长。而该事件的发生正是体现了这种此消彼长的变局中难以避免的摩擦和冲突。
分析人士认为，《沙尔利周刊》事件对西方是一次强烈的刺激，或早或晚都会发生。接下来就要看西方会做出怎样的反应，一定程度的排外和民族主义的产生是必然现象，但是否会对自身的价值和制度体系有所反思。内部的变化衍生出怎样的对外战略调整，如何对待自身的相对没落和其他文明的相对崛起，都是值得注意的观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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