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年间，一场席卷半个中国的白莲教起义开始了。这场起义最早参加者多为白莲教徒。参加的人数多达几十万，起义爆发于四川、湖北、陕西边境地区，斗争区域遍及湖北、四川、陕西、河南、甘肃五省，甚至还波及到湖南省的龙山县。白莲教起义军在历时9年多的战斗中，占据或攻破清朝府、州、县、厅、卫等204个。抗击了清政府从全国16个省征调的兵力，歼灭了大量清军，使清军损失一、二品高级将领20多人，副将、参将以下的军官400多人，土豪劣绅1000余人。清政府为镇压起义耗费白银2亿两，相当于当时清政府5年的财政收入，从此，清王朝从所谓“隆盛之世”陷入了武力削弱，财政奇黜的困境，迅速跌入没落的深渊。
嘉庆年间，白莲教起义席卷半个中国。图为嘉庆帝坐像
这不是白莲教掀起的第一场风暴，元、明、清三代，白莲教常作为农民起义的核心组织。
在泰定二年（1325年），河南息州赵丑厮、郭菩萨的起义，提出了“弥勒佛当有天下”的口号，揭开了元末农民起义的序幕----这也被认为是白莲教的一支。到了至正年间，小规模起义、暴动已遍及全国，仅京南一带的起义即达三百余起。然而，这些起义在即将来临的红巾军前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韩山童等事前在黄河底埋下一石人，民工在施工时挖出石人，果然因为挑动黄河，天下反，元末农民大起义正式爆发。这一年，元朝政府命工部尚书贾鲁发汴梁、大名等十三路农民共十五万人修治黄河，同时又派兵沿黄河镇压，就是这些黄河工地上服役的农民，点燃了红巾军起义的导火线。红巾起义爆发以后，一时“贫者从乱如归”，不出数月，黄河长江两淮之间，到处揭起起义的旗帜。
两支红巾军的领袖韩山童，刘福通，以及徐寿辉、彭莹玉对白莲教都不陌生，韩山童更是白莲教教主。两支人马分兵行动，刘福通拥立韩林儿在亳州称帝，改元龙凤，国号大宋，史称“小明王”，中原各地的红巾军都接受了大宋的领导；彭莹玉推布贩徐寿辉为首，在蕲、黄起义，建元治平，国号天完，很快便占领了武昌、安陆、沔阳、江州、饶州各地。一时间，红巾军声势浩大。到了至正十七年，刘福通分兵三路伐元，直抵柳林、枣庄，离大都不过百余里，在大都（今北京）的蒙古贵族都纷纷建议北逃。虽然此次行动并未攻破大都，然而另两路攻占上都以及西北，烧毁了“富跨塞北”的蒙元宫阙。刘福通也攻占汴梁，并以汴梁为都，于是“造宫阙，易正朔，巴蜀、荆楚、江淮、齐鲁、辽海，西至甘肃，所在兵起，势相连结”。正如红巾军檄文所说：“慨念生民，久陷于胡，倡义举兵，恢复中原，东逾齐鲁，西出函秦，南过闽广，北抵幽燕，悉皆款附，如饥者之得膏粱，病者之遇药石” ，红巾军的反元斗争至此已达到高潮。
朱元璋在当上皇帝后，严厉打击各种邪教
相传朱元璋也是白莲教中的一员，此说真假尚无定论，朱元璋对邪教起事的影响力甚是了解。《大明律》加重了对“妖书妖言”罪的处罚。如，对于制造、传用妖书妖言者，唐宋时期法律规定处以绞刑，《大明律》则处以斩刑。宋朝对于“私有祆书，虽不行用，徒二年；言理无 害者，杖六十，”。而明代则不管言论有害无害，均处以杖一百，徒三年之刑。鉴于巫术与邪教的密切关系，明代在吸收前代惩治邪教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在《大明律》中增加了“禁止师巫邪术”法律条款。该律规定：“凡师巫假降邪神，书符咒水，扶鸾祷圣，自号端公、太保、师婆，及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或隐藏图像，烧香集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煽惑人民，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若军民装扮神像，鸣锣击鼓，迎神赛会者，杖一百，罪坐为首之人。里长知而不首者，各笞四十。其民间春秋义社，不在禁限。
讽刺的是，就如同剥皮之刑阻挡不了大明朝的腐败一样，对邪教的严厉打击也没能阻止一波又一波的民兵。令人惊诧的是，在称作永乐盛世的永乐十八年（1420年），山东蒲台县农民林三的妻子唐赛儿利用白莲教组织进行起义，自称“佛母”，有教徒数万人，分散在益都、诸城、安丘、莒州、即墨、寿光等地。唐赛儿起义后，占据益都（属青州）部石栅寨，打死前来镇压的青州卫指挥高风。唐赛儿在各县的白莲教群众也都相继行动起来，“细民翕然从之”，转战于山东诸城、即墨、寿光等地，并利用熟悉的地形和善于夜战的特长，几次向明军发动猛攻，烧毁官衙仓库，进兵围攻安丘。明成祖派柳升、刘忠率领军队前往围攻，起义军于夜间突围脱险，并射死了刘忠。但因众寡悬殊，起义军不幸失败，唐赛儿被广大群众掩护逃走。统治者惊恐万分，根据员间传出后赛地已削发为尼或为道姑的传说，明成祖下诏“尽逮山东、北京尼”。不久又下旨“尽逮天下出家妇女”，受害者达数万人，然而仍无法获其踪迹。
这就像是个诅咒，有明一代，白莲教的起义从来没有断绝。天启二年（1622年），关外清兵占领辽东，关内人心惶然，各地已有动乱。在京畿地区有较大影响力的白莲教一支----闻香教教主徐鸿儒带领教徒乘机造反，终于爆发了“二百六十年来未有之大变”。徐鸿儒自号中兴福烈帝，称大乘兴胜元年。他的队伍和元末明初朱元璋取得天下以前一样，也用红巾为识，与朱元璋遥遥相对。虽然徐鸿儒的起义为期不过一月之久，很快被镇压，然而它确是明末李自成大起义的序幕和明王朝灭亡的先声。即使明代的其他著名教门罗教、三一教、弘阳教、黄天教以及由它们演变而成的一些支派暴乱起义，愚昧的政府把这些全部归罪于白莲教，“皆隐白莲之名，实演白莲之教”。
既然白莲教屡为农民起义先锋，统治者视其为邪教，与置之死地而后快也就不难理解。然而，白莲教真的是邪教吗？
白莲教的历史源远流长，其萌芽于佛教异端白莲宗，白莲宗由南宋茅子元创立，所奉为慧远发端的弥陀净土信仰。弥陀经典虚构了一个美妙无比的西方极乐世界，还绘制了一个理想的现实社会的图景。尽管当时其它佛教宗派也有类似的描绘，但他们却主张通过“苦修”、“禁欲”、“摄心”等法来成就佛果，净土宗则为普通民众开了方便之门。
南宋初年，吴郡沙门子元（俗姓茅，一般作茅子元），他适应下层群众的信仰需要，创立了净业团体白莲忏堂，其传教对象主要是下层民众。白莲宗的教义实际上是糅合了净土宗、禅宗适合民众口味的成分。这种做法遭到了佛门正统的攻击，如《佛祖统纪》的作者志磐直接指称为“邪教”，他说：“（白莲宗）谨葱乳、不杀、不饮酒，号白莲莱。受其邪教者谓之传道，与之通淫者，谓之佛法。相见傲僧慢人，无所不至。愚夫愚妇，转相诳诱，聚落田里，皆乐其妄”。释宗鉴更是认为，白莲宗与摩尼教、白云宗三者“皆假名佛教以诳愚俗……愚民无知，皆乐趋之，故其党不劝而自盛。甚至第宅姬妾，为魔女所诱，入其众中，以修忏念佛为名，而实通奸秽，有识士夫，宜加禁止”。按他们的立场来看，白莲宗显系邪教、异端。
这是被强加成的“邪教”。显然，茅子元创立白莲宗之初，并不是为了传习邪教，甚至造反，但白莲宗的教义及组织形式，却为白莲宗向白莲教发展埋下了伏笔：其教义崇尚“弥陀净土信仰”，为生活于苦难中的下层民众描绘了一幅美丽的“彼岸”图景；其修行方式简单易行，不像一般佛门宗派那样有着繁文缛节的羁绊；其组织形式以“忏堂”为主，所在成聚，“传于流俗”，平日里是烧香念佛的去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就被有政治野心的首领作为起事的工具。
初期的白莲教曾遭到官方禁止，茅子元被流放到江州（今江西九江）。但因教义浅显、修行简便而得以传播。迄南宋后期，虽仍被一些地方官府和以正统自居的佛教僧侣视为“事魔邪党”，但已到处有人传习，甚至远播到蒙古统治下的北方。元朝统一中国后，白莲教受到朝廷承认和奖掖，进入全盛时期。
明代的白莲教从整体上已不具备南宋茅子元创教时期的特点，应该说是传统与非传统相掺合。传统的一面，主要体现在白莲教的宗派上。茅子元“尝发誓言，愿大地人普觉妙道，每以四字为定名之宗”。无论朝廷如何严厉镇压，“正宗”白莲教的血脉总能代代流传。另一方面，白莲教在教义有了信仰核心，就是宣扬弥勒佛出世，当主世界，号召教徒起来反对现存政权，建立新政权。在传教方式上，多采取神秘方式，或聚众烧香，或写佛号、传谶语、撰“妖词”，或以幻术相引诱，如撒豆成兵、剪纸人纸马相战斗。
上述可以看出，白莲教确实有其邪教的一面。如果将时间拉回近代，义和团与其有异曲同工之处。然而，对于“邪教”的管理应属于社会治理的层次，在统治阶层眼里，“邪教”却与本朝生死密切相关。明末，一些士大夫认为民间教派是对明王朝的严重威胁。如刑部侍郎吕坤在万历二十五年就曾奏称：“今天下之势，乱象已形，而乱势未动”。他分析自古以来有四种“幸乱之民”：一是“无聊之民”，二是“无行之民”，三是“邪说之民”，四是“不轨之民”。其中“邪说之民”就是指的上述“白莲结社”之辈。顺治年间，各地“邪教”活动蜂起，且带有反清色彩。面对一股股不可遏止的民间教派反抗的浪潮，顺治十三年十一月，皇帝下旨严禁“邪教”：“……乃有左道惑众，如无为、白莲、闻香等教名色，起会结党，夜聚晓散。……若不立法严禁，必为治道大蠹。虽倡首奸民，罪皆自取，而愚蒙陷网，罹辟不无可悯。尔部大揭榜示，今后再有踵行邪教，仍前聚会，烧香敛钱号佛等事，在京着五城御史及地方官，在外着督抚按道有司等官，设法缉拿，穷究奸状，于定律外，加等治罪。”
这些命令不过是治标不治本，各邪教确实是引领人民起义的急先锋。然而不能忽视的是，元顺帝时，腐败现象达到极，黄河决口、北方干旱等自然灾害频发，元政府又变更钞法，使百姓手中的钱币大量贬值，红巾军能一呼百应不足为奇。元丞相伯颜等人提出了要杀绝汉人张、王、刘、李、赵五姓的主张，同时又重申汉人不得执兵器，不得执寸铁，并且下今北人殴打南人不许还报等。所谓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也就是如此吧。及至明末，延安人马懋才在《备陈大饥疏》里，详细地记录了崇祯时干旱无雨，百姓流离失所，哀鸿遍野的惨状：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树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其石名青叶，味腥而腻，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间有获者亦恬不知畏，且曰: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若为盗而死，犹得为饱鬼也。
嘉庆年间的白莲教起义如此、太平天国亦是如此，只有义和团稍有不同，也与满清的无能、帝国的入侵有关。
统治者若不能看到白莲教起义为何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只行取缔之事，禁绝邪教就是个永远完不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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