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次“被死亡”的中共前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时下正在经历着生平最严酷的一场政治飓风。因为在习近平十八大后上台至今的两年时间里，喊着震天响 “老虎、苍蝇一起打” 的口号并挥舞着反腐大刀打落的，尽是江派人马。从国妖徐才厚到叛徒周永康，从扬州大管家杨卫泽被调查到陷入贪腐丑闻的亲信贾廷安，江泽民无疑被外界看作是当局“先外围后核心”这一阵地战的最大核心所在。就在防火墙外各路消息满天飞的关头，因风声鹤唳的反腐飓风而激越振奋的中国民众，也在揣度打量着江泽民家族的一举一动。
江泽民在会场
问题在于，是否可以仅凭部下贪腐程度来定性一代领导人的功过是非？放在江泽民身上，是否因为其身边人马的不节点，就该给江泽民本人扣上历史罪人的帽子？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江泽民之后的胡锦涛乃至习近平，每一代领导人都有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局限，如同不能因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就否定其在中国建设时期的功劳，也不能因为邓小平在“六四”中的强硬做派就否定其在改革开放中的历史功绩一样，对于江泽民的历史定位和功过是非，也需要一分为二来看待。对于亲信及部下掏空国库，江泽民自然有责任，但是关乎一国治理，不仅仅是集中于内政中的反腐，还包括如何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合作，创造经济增长率等等。这一点，在江泽民任上，显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中国也因此以动荡和焦虑开始，最终以经济大国和愈发紧密的国际政治合作的重新确立结尾。
江泽民临危受命
翻看江泽民的个人履历，其实并无过于耀眼的“章节”。机电系出身的他，以及后续工作也从未脱离开供电系统，可谓彻头彻尾的工科男。但是，从江泽民身上，并没有看到过多工科男固有的性格，比如木讷，不善言辞，内敛。这一方面得益于其早年在莫斯科培训的经历，另一方面也与其长时间出任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职务有关。1985年，江泽民调任上海这一政治高地任市长，这也是被看作是他仕途中至关重要的一次调动。仅一年之隔，江即接替芮杏文任上海市委书记，1987年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而江泽民仕途最为重要的一次转折，无疑是中共当局始料不及的天安门“六四”风波。江泽民之所以最终被邓小平看中，与其本人在“六四”前后的两大动作密不可分：其一是对于《上海经济导报》的整肃；其二是对于《人民日报》头版社论的组织学习。而此两点，至少证明江泽民的政治底色是偏左的，这也应和了中共之所需。要知道，前任赵紫阳之所以被罢黜，就是因为在执政合法性危在旦夕之际偏向了右。“六四”这场卒不及防的政治风波，发生在中共内部激烈争论富强的社会主义中国应该如何建设的特定历史时期，争论的焦点是中共应该走自己的道路还是引入更多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站在十字路口，稍有不慎，便有可能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中。从这个层面来看，与其说是江泽民在六四之后脱颖而出，毋宁说是“六四”成就了江泽民。
除了动荡的内政外，国际风云突变尤其是苏联的解体，让中共这一世界最大党的合法性遭遇空前危机。巧合的是，1989年前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身在北京。彼时，戈尔巴乔夫的困境甚至比北京更为困扰。齐聚在天安门广场的示威学生争论的是共产党如何执政，而苏联的争议则是共产党是否应该执政。果不其然，“六四”发生后不足一年，东欧发生剧变，柏林墙被推倒，两德统一。不久，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发生剧变，苏联共产党解散，联盟解体。对中国而言，“六四”之后的1990年无疑是最为沉闷和难熬的一年。尤其是苏东事件的发生，直接将姓资姓社的讨论拉回到原有轨道。因为中国与苏联同属于社会主义阵营，故而苏联的解体也难免勾连起中国领导人一番事无巨细的权衡对比。一方面，虽然与苏联的非俄罗斯族比例相比，中国的非汉族人口比例小得多，但具有不同传统的少数民族的确存在。而且这些少数民族居住在越南、俄罗斯、印度接壤的战略敏感地区。另一方面，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唯一可以与美国这样的世界头号大国相抗衡的存在，在政治改革的过程中亦不幸落难，那么同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国，前路又在何方呢？尤其是在国内政治动乱如火如荼的关头，这种担忧和恐惧显然要更胜一筹。有一些意见极左的人士认为，改革开放必然导致中国社会滑向资本主义，甚至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威胁来自于经济领域，认为改革开放就是在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这种思潮曾经成为逐步否定改革开放的邪说，中国再次在十字路口上徘徊。
正是在这样的国际风云突变之际，江泽民临危受命。徘徊在十字路口的中国，虽然敲定了以经济建设作为核心，但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却从未淡出过公众视野。政治底色偏左的江泽民，在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大势中，需要做的，不仅仅是顺势而为，更需要过了自己那一关。曾担任美国国务卿并与江泽民有过多次会面的基辛格在其著作《论中国》中如是写道，“我没有料到他（江泽民）会成为领导人，引领中国从灾难走向崛起，让中国爆发出令人震惊的活力和创造力。尽管他开始有些犹疑，但他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快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完成了香港的和平回归，重构了中国与美国及世界的关系，让中国走上了成为全球经济强国之路。”基辛格之“没有料到”，恐怕是很多人的观感。故而外界普遍认为，江泽民之所以能成为中共第三代领导核心，并执政长达13年之久，正是内外风云突变等偶然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资本流入打破政治平衡
江泽民上台后，整个中国还笼罩在后政治风波的阴霾下，执政者对于社会稳定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迫切。再加上改革开放的春风将经济建设提到了前有未有的高度，此前固有的“一切为了政治，一切依靠政治”的结构被打破，从革命年代一路走过来的当政者需要面对的，是一个全然换了人间的中国。
随着资本的不断流入，同样被打破的，还有即成的组织框架。这无疑考验着从旧中国一路走来的江泽民以及其带领的整个团队。或者不妨说，正是改革开放，“催促”甚至逼迫着第三代领导不得不向前走。鉴于政治气候和国际环境已然不同往日，所以在向前走的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左右腾挪的阶段。尤其是当改革之所需与当政者的主观意愿发生冲突时，究竟是顺势而为还是个人独断，往往在一念之间。何况，资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而来，对于紧握着实权的当政者，也是一种极大的考验。面对滚滚而来的真金白银，人性贪婪的一面开始暴露出来，欲望极度膨胀，这也必然导致掏空国库的巨贪出现。时有坊间民谣唱道----“毛泽东的干部两袖清风，华国锋的干部无影无踪，邓小平的干部百万富翁，江泽民的干部国库掏空。”很形象地表达了钱袋子与官帽子之间涉入程度的关系。
当滚滚而来的资本将既有的政治平衡打破后，权贵阶层开始成型并固定下来。为官者也第一次切实地感受到了权力带来的无上荣耀和资金便利。加上彼时，中共自身的监督体系尚且还有很大的缺漏，以至于一定程度上放任了权贵阶层的肆意作为。在尝到了甜头之后，便一发而不可收。国贼徐才厚，叛徒周永康，正是这股资本大潮下未能经得起诱惑的典型代表，此两人也成为今时今日江泽民备受指摘的“铁证”。但令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徐才厚、周永康马不停蹄大肆敛财，究竟是为了给自己留退路还是习惯使然？
不得不说，从徐才厚到周永康再到令计划，其中必然有习惯性贪腐的成色存在，也有作为一把手的江泽民推卸不掉的责任。但是最为主要的，恐怕不仅仅局限于此，更多的是整个时代发展阶段中国必须要面对的成长阵痛。言外之意是，不管是江泽民还是其他任何人，在内外风云突变之际临危受命，又在中国改革开放后资本流入打破原有政治平衡后执掌大权，身上还肩负着带领中国走出积贫积弱困境的重担，恐怕任谁都可能防患不了周徐之流的巨贪出现。所以，与其说是江泽民需要为国贼和叛徒负责，不如说是人们不由分说地将整个中国过渡时期的成长阵痛推给了江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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