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全天开会，专门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汇报工作，强调“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要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这是一条根本的政治规矩”。与民主集中制不同，更与集体领导不同，集中统一制更加着重集权。作为过去几十年中共根本的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民主集中制强调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先有民主，后有集中，在两者之间寻求一种平衡。相比于民主集中制，集中统一制的集权意味非常明显，集中地方权力于中央，集中中央权力于总书记。如果联想到两年以来习近平权势不断增长的趋势，此次集中统一制可以视作对他党内地位的再次确认。
历史上有条规律，欲想改革，必先集权。改革是一件攻坚克难的事情，不仅需要平衡各方面利益，更要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樊笼，而这必须以足够强大的实力作为支撑。古代中国的王安石改革、张居正改革，明明有许多可取之处，最终结果却不尽人意。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王安石和张居正都不是最高权威。
同样道理，中国改革欲想打破一潭死水的局面，必须呼唤一个更有权威的改革者。邓小平之后，中共内部不断分化，形成许多势力，很难再出现一个可以统揽全局的政治强人，以至于过去十年出现“九龙治水”和“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现象。与此同时，遍布既得利益集团和腐败官员借助改革开放的红利不断膨胀，成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阻力。在这种情况下，与其继续在一潭死水下苦苦等待改革，不如鼓励一个更有作为的执政者积极推动改革。
几千年以来，中国都是一个集权社会，集权的基因或许早已深入到大多数中国人的潜意识里面，而这恰恰说明集权至少到现在仍然在中国有某种适应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习近平的集权符合中国政治现实的需要，是在一个利益固化、腐败集团庞大的中国官场进行改革的前提。
然而，自古以来的集权都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可能为改革提供支撑，又有难以避免的危险，陷入一种“魔咒”，即最高领导人容易凌驾于整个国家之上，导致决策失误。比如，在毛泽东时代，因为个人集权的不受制衡，毛泽东凌驾于整个国家之上，用权“任性”，错误决策，在一定程度上酿成反右、大饥荒、文革的国家性悲剧。不可否认，在有着“以德治国”传统的国家，执政者往往重视私德和道德教养，但问题是私德不如制度更加牢靠。“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执政者不是无所不知的神明，难免会有判断失误的时候，而一旦这种失误不受制衡，其给社会造成的破坏是显而易见的。
制衡是保证权力不被滥用的前提，是防止集权沦为“魔咒”的良药。古今中外都有一套制衡机制。古代中国，皇帝虽然至高无上，但作为“天帝之子”的天子，他必须接受天帝的制约，具体到现实政治，就是通过自然地理的变化来对君主起“上天示警”的约束。同时，君主还得面对相权的制约，以至于后来的皇帝为了集权，不断削弱宰相的权力，变一个宰相为多个宰相，直到朱元璋彻底废除宰相制。
在西方，虽然议会政治经常容易被批评为扯皮和政党分赃、金钱政治，但是执政者确实经常受到较为有效的制衡。而且正是因为这种制衡，使得西方的执政者即使平庸无能，但也难以给国家造成较大的侵害。当然，如果能有一种制衡机制，既能克服西方制衡制度所滋生的扯皮、推诿的弊端，又能避免古代中国的制衡机制过于薄弱的缺陷，那么这种机制无疑值得正走在“第五个现代化”路上的中国加以借鉴。
今天的习近平早已是中国最大的政治，被外界普遍认为是继毛泽东、邓小平之后中国最有权势的领导人。但是，“集权的魔咒”时刻存在，很容易令改革者误入歧途。那么，习近平能否打破“集权的魔咒”呢？如果他不能打破，习近平时代的意义将会打下折扣。反之，如果他能打破，便是改变历史，是创造一个新的为绝大多数国民认可的时代。
回顾习近平上任两年以来的种种作为，他确实与古代乾纲独断的君主有着明显不一样的地方。或许正是因为意识到“集权魔咒”的危害，习近平提出“第五个现代化”和依法治国的思想，强调“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和依宪执政。邓小平说过，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第五个现代化”旨在成为一种现代化的良善的制度，通过将执政者的行为纳入科学、合理、与人相适应并能自我更新的制度框架里面，从而全面提升政治文化。当然，“第五个现代化”的实现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习近平若能为“第五个现代化”的实现打下坚实的基础，能够借此摆脱“集权的魔咒”，设计一套符合中国政治文化和民族心理的制衡体系，让他的权力真正造福于社会，则是民族之幸，而他本人无疑也会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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