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海上联络机制谈判的重新开启，并不意味着两国围绕钓鱼岛主权和东海海域划界争端有望解决。
2015年1月12日，中日两国防务部门在日本首都东京重启两国海上联络机制第四轮磋商。据事后的报道，双方确认了迄今为止就建立该机制所达成的共识，并就两国防务部门海空联络机制相关内容及有关技术性问题进行了协商，达成了一定共识，双方一致同意在此轮磋商基础上进行必要调整后争取早日启动该机制。根据目前的日程安排，中日双方这次举行的较低级别（科级）的会谈主要是相互确定对方的意愿并设立直接的热线电话，在大体上达成协议后将交由双方高层继续协商，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中日两国的所谓「海上联络机制」。如果这一进程顺利的话，大约在2015年4月这一机制即可正式启动。
其实，在进入21世纪之后不久，中日两国就在包括钓鱼岛海域的东海海域出现频繁的摩擦，这其中既有围绕钓鱼岛领土主权中日两国民间团体越来越多地试图登岛宣誓主权引起的摩擦，也有围绕东海海域专属经济区划界及其资源开采问题引起的摩擦，然而中日两国毕竟还有着其他方面的共同利益，彼此冲突似乎都不是双方中任何一方的利益，所以在2007年4月就曾达成一致，为防止海上所谓不测事态而同意通过磋商建立两国海上联络机制，其后在进行多次磋商的基础上双方防务部门专家组在2012年6月曾达成三点共识，即建立双方防务部门的热线联系、统一舰艇和飞机在现场联络的调频和语言、开展双方防务部门的定期交流。但是，此后不久2012年9月由于日本政府所谓国有化钓鱼诸岛中若干岛屿导致爆发钓鱼岛危机之后，两国建立海上联络机制的磋商完全中断，反而在钓鱼岛海域中日两国的海上摩擦与冲突进一步加剧，甚至又扩展至了这一海域的空中，即2013年11月中国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后，中国同日本及美国的军用飞机经常相互抵近，而且各不相让。在这种情况下，在钓鱼岛海域及其整个东海范围内中日之间发生误判和各种不测事态的可能性确实大大地增加了。不过一般来说，越是在有可能爆发冲突的时候，也就是双方越有可能取得相互妥协达成某种共识的时候，因为作为大国的中日两国，其实双方都难以承受彼此发生武力冲突所带来的后果。于是在2014年11月7日，中日两国政府终于达成了四点共识，其中最实质性的内容就是建立危机管控机制。中日防务部门的这次磋商，就是为了落实四点共识中所涉及到的有关内容而举行的，即「双方认识到围绕钓鱼岛等东海海域近年来出现的紧张局势存在不同主张，同意通过对话磋商防止局势恶化，建立危机管控机制，避免发生不测事态；双方同意利用各种多双边渠道逐步重启政治、外交和安全对话，努力构建政治互信。」同时，也意味着中日关系终于有可能避免武力冲突而开始逐步走向越来越规范化的可控状态。
本来，中日两国从1972年9月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开始，彼此之间已经形成了若干个外交文件或条约，尤其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对双方具有严格法律约束力的交往规范，其中规定两国「在相互关系中，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然而，中日两国关系却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实力、利益和感情基础之上而非法律和规范之上，那些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在平时两国关系比较好的时候都会作为原则来挂在嘴上，可是一旦遇到问题这些原则并不能化为具体的有效措施，反而彼此都会拿这些原则相互指责，甚至都不相信对方会按照这些原则行事，于是往往都会按照实力、利益和感情来处理这些问题。
当然，在国家关系中不可能完全不考虑实力和利益，实力和利益无疑仍然是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决定性因素，但是在目前早已不再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时代，正常的国家关系主要应该建立在法律和规范的基础之上，因为法律和规范是相对公平和大致可以预期并容易增加信任的交往方式。中日关系也同样如此，虽然目前双方的实力对比和各自的国家利益都在不断发生变化，但是如果仅仅以实力和利益来界定彼此的国家关系，则难以避免矛盾和冲突。此外，虽然在中日关系中同样很难完全避免感情化因素的影响，但是两国政府至少应该尽量减少而不是故意渲染对对方的恶感和仇恨，否则同样会夸大两国之间存在的矛盾和冲突，使得两国关系的改善更加困难。
中日海上联络机制谈判的重新开启，并不意味着两国围绕钓鱼岛主权和东海海域划界争端有望解决，充其量也只能说明目前双方并不想真的发生武力冲突，所以通过建立这一机制进行及时沟通并规定一些技术性的具体操作规范来避免彼此的误判和发生意外事故。然而这一机制的建立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在一个相对规范化的机制下相处，不但有利于避免不必要的冲突，而且也可以使中日两国逐步学会和习惯使用可操作的具体规范来约束两国关系，增加信任感，而非动辄相互指责或武力相向，从而为未来从根本上改善中日关系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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