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专门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汇报工作。有观察人士指出，国家政权5套班子同时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的情景十分罕见，至少从未被公开报道过。这一迹象意味着中共作为执政党的领导地位在体制层面的进一步强化，以及习近平作为“核心”和领袖身份的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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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分析表示，这也可被视为代表着中国“党政关系”的新动向，对由来已久的“党政不分”问题的最新回答。自改革开放后，“党政分开”就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之一，邓小平力主擘画，赵紫阳在十三大提出系统方案，温家宝矢志不渝地呼吁，此番动作是否是对邓小平以降“党政分开”大方针的背离？事实并非如此。
中共否定邓小平“党政分开”路线？
据官方媒体报道，1月16日政治局常委会全天召开会议，专门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法和最高检党组汇报工作，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的主题是加强中央统一领导，指出“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要坚持党中央的集中领导，这是一条根本的政治规矩。”这一会议看似稀松平常，诸多表述也看似老调重弹，实则颇有玄机。
有媒体分析称，由全国人大、政协、国务院、最高法和最高检5套国家机构党组向政治局常委会汇报工作的现象，是前所未有的事，至少是没有公开报道过。一般而言，党组书记都是各部门组织的一把手，如李克强不仅是国务院总理，还是国务院党组书记。因此，此次会议中的场景有可能是，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周强与曹建明5人共同或先后向常委会汇报工作。其中，李克强、张德江和俞正声均是政治局常委，他们要代表自己主持的单位，向自己所在的常委会作汇报，因此在程序操作中里存在一定的尴尬。不过，这在中国政治制度和思想理论体系中却是合理的，因为中共是执政党，国家机构、部门、组织都要借由本单位党组的渠道接受其领导，那么，李克强等人向政治局常委会汇报工作也是理所当然。该分析进一步指出，由其他常委向作为中共总书记的习近平代表的中共中央汇报工作，这种形式也可被视为习近平在中央层面权位的强化，也与高层宣传已久的所谓“一把手”主体责任的构画，以及十八大后中国政坛力量分化组合的整体趋势相一致。
但也未必完全如此。有观察者称，所谓“党组”，是指由中共在中央和地方的非党机构、组织中的派驻单位，通过这些党组保证中共对该机构、该组织的领导。2015年初即由中央层面的国家机构首次向中共中央最高层汇报工作，无疑是对以党治国的实践和加强。中央层面的这种变动，很有可能在接下来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即由上到下的效仿，并最终被固化为一种政治机制。对于这一动向所代表的政治含义，与其说是造成了习近平个人的威势，毋宁说是强化了中共执政地位。
这又牵扯到一个问题，也就是在过去30多年里一直争论不休的所谓“党政分开”。仅以当前国家机构向中共中央悉数汇报的迹象来看，中共似乎是以实际行动拒绝了党政分开，并且进一步强化了已有的“以党代政”“以党治国”的旧制。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变化？是不是习近平等中共高层完全拒绝了党政分开？是不是对过往“党政分开”路线的否定？
从邓小平赵紫阳到温家宝 党政分开的雄心与挫折
邓小平早在1986年就提出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党政分开。他认为，这是政改的首要关键。一方面，他认为当时的权力过分集中于党，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另一方面，他认为政府的婆婆太多，事事都要由党委讨论，严重影响行政效率。邓小平还提出了“我们不能实行以党治国的办法。”
邓的这些讲话精神随即被体现于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报告和《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中，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负责主持起草。此一规划有6个重要方面，如中共中央的财经小组、政法委、思想宣传小组、外事小组仍保留，但职能是研究大政方针，不直接分管和干预政府各部门的工作。后来又决定撤销中央政法委，以实现公检法各种独立行使职权。另外，当时还决定撤销设在政府机关中的党组。然而，党政分开的改革由于关系到中共意识形态中最敏感的领导权问题而始终步履维艰。“六四事件”之后，此一类改革戛然而止。或许在当时的中共高层尤其是邓小平看来，“六四事件”的教训就是中共不能动摇自身的执政地位，不能放松“四项基本原则”，必须以中共的执政作为政局稳定的保障，作为继续深化改革的领导者。而客观事实却是，六四事件之后的改革变成了经济领域改革的单兵突进，而政治方面的改革则停滞不前，或者说是变成了以加强中共执政地位为唯一核心和动力的改革。
有关党政分开的讨论在民间一直存在，却少见于官方意识形态。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对政改情有独衷且满情热忱，他在2011年9月出席一次国际论坛上再次呼吁政改，并且重提24年前的党政分开设想，明确要改变“以党代政”的状况，“必须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改变权力绝对化及过分集中的现象，具体包括依法治国、司法独立等。
观察人士多认为，党政分开其实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大趋势。即使是在六四事件之后，经济体制改革、市场体制的建立，其实也就是一个中共放权和党政分开的过程。虽然政改方面进步较慢，甚至出现后退，但由此导致的诸多问题也反证出党政分开的必要之处。而在十八大之后，新高层提出尊重和发挥人大和政协的作用，使检察院和法院垂直独立司法，避免地方及党务系统的干扰，在学校实行校长负责制，向市场社会大规模放权，看起来都是“削弱”中共领导管控的做法，与党政分开的设想一致。那么，此次中央层面由国家机构向中共汇报工作，以及由此出现的对中共领导地位的再强化，是否就是与党政分开的历史趋势相背离？
“党政分开”非去党化
中国政治体制一直为外界诟病的一处是官僚队伍的庞大规模，自中央以至县级，党、政、军、人大、政协是最必备的“五套班子”，其实一直降至村级，在商界、学界等领域，也存在不同的规模的中共分支机构。除中共以外，这些区域都以被派驻党组的形式实现中共的领导。冗官是最显见的负面效果，其次还会产生管理面太宽、指挥混乱、扯皮推诿的现象。如果权责不清，甚至会出现派系权斗的极端案例，近十多年来的云南官场就是如此。
在很多人看来，“党政分开”就是让中共把权力让度给国家机构，自己退居二线，并且尽量不去干预国家机构体系的一般运作。也就是说，“党政分开”指就是“去党化”。这对中共来说可说是“颠覆性”的，或许就是习近平所指“颠覆性错误”的其中一个方面。即使没有六四事件，这一设想也难以实现。例如在胡温时代，由于作为中共总书记的胡锦涛相对弱势，出现了“九龙治水”的局面，周永康主持的政法领域以巩固中共执政的理由大肆扩权，温家宝操刀的政府系统则趋向于党政分开，各有各的考虑，各有各的方案，却导致各种“病变”的产生。十八大之后的高层显然是以此为教训。首先就是强化中共总书记的地位和权力，以之与中央、高层的团结相互促进、实现。这种机制表现在地方就是近两年中共一直在强调的一把手负责制。当然，责任也就意味着权力，地方与各单位党委书记的权位也将随之加强。这一新动向也与巩固中共执政地位的意图相契合。
但与此同时，在其他方面“党政分开”的改革一直在进行，这又如何理解？其实原因或许是，党政分开与加强中共执政地位两者之间并无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共十三大就曾指出，党政分开的“目的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确保党的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真正发挥党的总揽全局的作用，管好路线和方针政策，同时也有利于政府管好其职权范围内的工作。”
十三大的具体规划紧紧围绕着这一目的，例如在中央、地方和基层的改革设计就有针对性的特点：1.党中央，要对各方面工作实行政治领导，即在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内政、外交、经济、国防等重大决策方面实行领导，并向中央国家机关推荐重要干部。2.省、市、县各级地方党委，应在执行党中央统一路线和国家统一政令的前提下，在本地区实行政治领导，具体规定了5条职责。3.乡镇一级的党政分开，打算有意识地推到县一级关系理顺后再加考虑。4.企业党委，一律起监督保证作用；事业单位的党委，随着行政首长负责制的执行，逐步转变职能，起监督保证作用。
由此可见，党政分开其实是一种党政分工的问题，而不是一种否定中共执政的去党化工作。在中共看来，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机制问题，并不出是因为中共执政，而是因为权责不明。因此，加强中共执政地位自不必再谈，现下最重要的是在党务系统和政务系统之间划清界线，明确责任。那么，习近平等中共高层的政治体制改革方向，就没有偏离邓小平的轨道，而是对邓小平设想在新形势下的再理解、再变通、再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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