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慈欣抵达上海，准备参加一个电视节目。上海的天气晦暗不明，阴冷潮湿。这是2 0 14年12月的一个傍晚，静安寺附近一个街区的楼房突然起了火灾，不久，一场雨骤然而至，浇落在行人的头上。刚刚结束了台湾交流的他显得有些疲惫，不停地咳嗽。
刘慈欣。CFP
刘慈欣此刻的身份是中国现代化大都市雨天里的旅人。他提着行李箱入住在静安寺附近的一家星级酒店，箱子里装了本台湾带回来的竖排版科幻小说。
他的另一个身份，是一个世界的创造者，或者说是毁灭者―人类的命运被置于宇宙最严酷的黑暗森林法则里。这是一场有关宇宙的幻梦，而这梦的美妙之处恰是在火上煎烤着的滋味。
诗与真是文学中一对永恒的矛盾。刘慈欣表现出来的是他拥有一种让人着魔的驾驭能力：他把想象延展到了宇宙的尽头，而一切又显得与现实世界的土壤紧密接合在一起。
他的目光紧紧瞪视着那个宏大的主题，人类在这个主题面前显得如此微不足道：这是属于幻想家的世界。整个太阳系毁灭于一次犹如水墨山水画般的降维攻击。《三体》中最后的两个人类，进入到一个小宇宙，此时已经无所谓时间，也无所谓空间了，既没有过去，现在，也没有未来，一切发生在时间之外。
尖顶上的作家
刘慈欣的作品第一次送到《科幻世界》编辑部的时候，是1999年，它的出现在办公室里掀起了一场兴奋的风暴，几个年轻的编辑阅读过《鲸歌》后，认为发现了一个非常优秀的作者。
“这是波赛冬在唱歌，这是鲸歌。”鲸歌在响着，这是大海的灵魂在歌唱……现在已成为杂志副总编的姚海军回忆起当时读到他的作品，感觉到那个时期科幻文学充满探索的力量，给他带来了惊艳。他说，从明末清初开始，中国的科幻发展有相当长的时间了，但是整体来看，想象力都很拘谨，直到刘慈欣的作品出现了―他提供了一种非常宏大的想象。姚海军与刘慈欣的交往已经有近14年的时间了，第一次见到他是在《鲸歌》发表后第二年的成都笔会。
到了20 14年12月10日的上海，这个拥有一双大眼睛的作家已被推至“以一己之力将中国科幻文学提升至世界级水平”的地位。他的几部小说正被改编成电影，读者关注着每一步的进展，《三体》的英文版也开始在美国上市了。
南都记者第二天上午见到他时，他刚刚吃过早餐，身上穿着一件休闲装，看起来简单得体。他的动作和他的谈话一样，给到访者造成一种谨慎的印象。他不敢在房间里抽烟，担心酒店的烟雾报警系统让他陷入窘境，就躲到了洗手间里。
刘慈欣对待媒体有几个特点：不太接受当面访谈，不喜欢记者跑到他的单位和老家找他。他见记者往往是在出差的中途。而电话是他最能接受的方式，他觉得在电话中不会拘谨，可以聊得更好。
整个访谈的过程中，他的话并不多，用很少量的词汇回答问题。而这些回答很多都是以前答过媒体的了。有时候会显得重复。他把自己定义为一个不擅于交际的人，更理想的状态是隐藏在自己作品的背后：他不想站出来说话。
当他长时间地保持停留在中国科幻文学的尖顶上，被读者寄予更大期望之后，这一切显得不太可能了。他要么从这顶端跌落，别林斯基式的自愿的跌落，被人遗忘，要么成为一名叙述者。作为一名类型文学的作家，他需要读者：但他也并不觉得为难，他住在一个中小城市里，这使他避免了很多干扰。
面对科幻圈的朋友时，刘给人留下了另一种印象。姚海军认为刘慈欣属于那种北方人的性格，豪爽，但话不多，如果跟他熟悉了，他讲起科幻来可以滔滔不绝，会提出很多有趣的构思，讲很长时间。但在参加科幻的交流活动时，他的发言则显得不怎么积极。
回忆起那个年代，杂志的办公室里会收到大量的读者来信。科幻文学正处于20世纪80年代一次涨落后新一轮的复兴期。
“我觉得这个人的大脑就像一个宝库。”姚海军说。此时，刘慈欣在位于山西阳泉的娘子关发电厂办公室里重新开始了他的创作之路。一种种有关科学所能触及的奇想被他编织进那让人兴奋的梦。
起步，普通人的宇宙幻想
《三体》提供的幻想起飞的平台是中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科学家叶文洁启动了向宇宙进行恒星际广播的按钮，等待地球人类的是一个面临毁灭和拯救的命运。对于那在纸张的陈迹上已经略显泛黄的年代，刘慈欣认为自己并不是一个怀旧分子，这使得他的读者在小说中寻找蛛丝马迹，把他设定成一个幻想家的想法落空了。
他创造了一个从根本上矛盾的另一个“他”，并把这个“他”植入了读者的头脑。在这样一种设定中，有的读者更愿意把刘慈欣看成是一个充满诗意的人物：在那个山西的小镇上，运煤的车辆排成长队，人们过着平庸而琐屑的生活，这样一个大眼睛的男孩长大了，他是封闭的存在，这种意义上的幻想家，都注定是封闭的，他忍耐着难熬的日常生活的折磨，深邃地窥视着宇宙的奥秘。这个形象更近似那些灵魂受难的作家，比如卡夫卡和陀思妥耶夫斯基。
刘慈欣小时候跟随家人生活在山西的矿上，秩序不是很好，他造过玩具的火药枪、刀，和其他孩子打过架。
许多年之后，当他在回答记者刘怡的提问时，回想起了那些往事，觉得自己好像在讲别人的故事一样，“没有感觉”。
这是刘慈欣认为对他比较成功的一次访谈，他因此也谈得比较彻底：他觉得他走的是一条最普通不过的道路，自己也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在他的叙述里，一切都是按部就班：小学、中学、大学，直到成为一名发电厂的计算机工程师。
对于这些循着作品来追溯他形象的设想，刘慈欣认为需要通盘重拟。他曾多次表达过这个想法。他并不认同以他的作品来理解他本人。
这一种叙述语境中提供的他，几乎瓦解了把他作为一名幻想家的基本设定。他显得充满科学理性，搭建的思维大厦精准得就像堆积木一样。
他的现实生活中关心着的是那最普通的事情，几乎不具备过多的属于诗的东西。他的诗与真，存在一个严格的界限。
把这场有关宇宙的美妙幻梦置于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身上，就造成这个诗与真的矛盾：有关科幻作家的一切是怎样设定的。
回溯他的历史，刘慈欣最早接触科幻小说是因为父亲的藏书，那对他是一段隐秘的阅读时光。他的父亲是一名军人，转业后被分配到北京的煤炭系统，在“文革”中被下放到山西。在刘慈欣的记忆里，父亲拥有很多50年代的出版物，包括俄国文学和法国文学作品，当时没有主流文学和科幻文学的界别，这些书在“文革”时都是被禁止的，他的父亲把书推到了床下。那样一个匮乏的时期，他没什么可看，就把这些书偷偷又翻了出来。
他第一本读到的是凡尔纳的《地心游记》，这给了他很大的触动，他感觉自己被里面的构思吸引了。后来又接触到一本苏联作家卡赞采夫的《太空神曲》，是从别的孩子处借来的。
刘慈欣开始喜欢上了这个奇思妙想的世界。而这一切是属于科学的，因此，也就提供了一种未来的可能性。
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科幻文学的副教授吴岩对那个年代也有过一段类似的记忆，吴岩比刘慈欣大一岁。他在读小学时加入了文工团，当时资料室里面有很多书，这对那时的孩子而言是一片广阔而未知的领域，大概在19 73年前后，他读到了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
吴岩回忆，那个年代提起科幻，读凡尔纳作品的人很多，他在各个时代都被翻译被介绍，相当多的科幻作者都受过他的影响。
等到改革之初，属于幻想家的世界进入到一个开阔的环境，那被阻止的变成了被允许的，那是属于诗歌和激情的年代。
发展，时代的摇晃钟摆
这是一个摇晃的钟摆。设定这次摆动的只能是时代的命运。钟摆先摆向了那诗歌的一边，这时，那种被久久束缚在诗人头脑中的激情开始酝酿，从思维的宫殿里挣脱出来，寻找赋型的机会。人们从那革命的语境转向那生活的语境，很多50年代的老版书又被紧急印出，满足读者的需要。
那是属于幻想家的年代，诗人成为主角。激情在贫瘠的土地上拥有一种野蛮生长的力量，饥渴地呼吸着冻僵的空气。
在主流文学的边缘，大量西方的科幻小说也被引进，阿西莫夫、克拉克等人被渐渐介绍给中国的读者。
本土的科幻作家也开始了自己的创作之路。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创作科幻小说的郑文光也在这次科幻浪潮中重返文坛，发表了《飞向人马座》，这是一部被认为有关人类广阔性的故事。那时候叶永烈、郑文光的作品流传很广。科幻开始恢复，包括叶至善、迟叔昌、童恩正都发表了科幻小说。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