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内的第三份施政报告里面，香港特首梁振英公开点名批评港大学生会的刊物《学苑》提倡“港独”，既让《学苑》的知名度迅速跃升，又让“港独”的说法成为舆论热点。表面上看起来，梁振英的批评似乎很有道理，一副义正辞严的爱国者样子，但实际上这是误判香港社会政治现状的表现，将人数极少、根本不成气候的“港独”推到前台，只会转移视线，掩盖香港社会最主要的矛盾，而这似乎是内地某些脑子里充满斗争思维官员的一贯做法。
事实上，绝大多数港人都支持中央政府的主权，分离主义在香港的空间很小。邓小平曾指出：“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只要具备这些条件，不管他相信资本主义，还是相信封建主义，甚至相信奴隶主义，都是爱国者。”按照邓小平的标准，绝大多数港人都是爱国爱港的。
即便是某些治港官员排斥的泛民主派，他们同样是真正爱国爱港的，只不过因为追求民主而成为某些人眼中的反对派。早在香港回归之前，民主党便是“民主回归中国”的有力推动者。香港回归之后，民主党同样不遗余力地积极践行“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施。港人大多是务实的，比起激进的街头政治和分裂，稳定的政治环境更能吸引他们。香港的繁荣是离不开大陆，因为资源丰富、市场潜力无限的大陆会给经济凋敝的香港带来更多机遇。所以，除了个别人以外，绝大多数港人都能够保持理性，不会走向中央政府所担心的分离主义。“港独”在香港缺乏独立的民意基础，也没有独立的本钱，包括众多泛民主派在内的绝大多数香港市民都不会认同“港独”主张，游行示威过程中出现的“港英龙狮旗”更是人数极少，根本不可能会成为气候。如果把香港比作一个健康的人，那么“港独”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感冒，对于整个人没有什么实质性影响。
中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年历史的中央集权制大一统国家，一直将中央政府的主权看得非常重，难以容忍任何关于分裂的言行。可以这样说，国家主权的统一是历届中央政府的坚决不能让步的底线，是每每能够激起他们过度反应的最为敏感的问题，一有风吹草动，便会草木皆兵。对待“港独”问题，中央政府同样保持高度警惕，尤其是当“港独”与境外所谓的“敌对势力”搅合在一起，更是容易激起中央政府的过度反应，毕竟香港曾有过长达一百多年的殖民统治时期。
作为一名经常与中央政府打交道的特首，梁振英不可能不知道中央政府在国家主权问题上的过度敏感。从他本次在施政报告里面对《学苑》杂志的批判，足以看出，他很有可能是利用中央政府对于“港独”问题的敏感而故意夸大“港独”的严重性，从而可以很好地转移视线，为自己的执政不佳寻找借口。如果考虑到梁振英多次不负责任的言行，他或许真的是借批评“港独”来推卸责任，打着见不得人的如意算盘。
早在占中运动期间，梁振英的不负责任特点便暴露无遗。当时，面对不断增长的占中参与者，梁振英政府不仅一直未能正面回应占领者诉求，相反还以87枚催泪弹对待手无寸铁的市民。即使在占中的紧张时刻，梁振英依然逃避责任，以一句“中央不会因为任何违法胁逼行为而就范”，将矛头和责任推给中央，故意让一场本来很大程度上是表达对自己不满的运动上纲上线成对中央的要挟。更可恶的是，梁振英曾将占中定性为“有组织、有预谋、有装备”的行动。本来占中的爆发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梁振英执政的强烈不满，可是他为了推卸责任，居然恶意定性占中的性质，如此言行，颇像某些满脑子充斥斗争思维的内地官僚，令人实在令人难以相信他居然是国际化大都市香港的特首！
与前两份施政报告开篇谈经济民生不同，梁振英的第三份施政报告开篇便谈政治，态度强硬，声称“过去几个月的事件说明，香港社会绝不认同任何损害他人权利的表达方式，也决不姑息任何违法行为。”不难看出，作为香港特首的梁振英并未从去年持续两个月之久的占中运动吸取教训，没有回应港人的诉求。根据香港大学作出的即时民调显示，港人对梁振英施政报告满意仅三成，评分为49.5分，堪为2004年以来得分最低的一份。
梁振英不是内地某些保守官僚的特首，也不是某些治港官员的特首，更不是建制派的特首，而是香港的特首。作为香港的特首，他首先做的应该是积极回应港人的诉求，解决好香港社会面临的种种困境，而不是经常推卸责任，借“港独”来转移视线，这样他才对得起七百多万港人。同时，作为中央政府在香港的最高行政官员，他应该治理好香港社会，而不是动辄利用中央政府对于“港独”的敏感而谋取个人利益，况且即使他一时能够得逞，但迟早会被揭穿，最终也是自毁长城。从这个意义上讲，梁振英应该深刻反思，为香港的前途和七百多万港人的利益着想，因为这才是他政治生命最根本最持久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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