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规矩四字成为了2015年中国政治中的第一个热词。在中纪委的五中全会上，习近平两千余字的讲话中，就有14次提到了规矩二字。而在随后的1月1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这是一条根本的政治规矩”更似一声惊雷，朝野震动间为中共与人大、政协、国务院等传统四大权力枢纽定了“关系”，“集中统一领导”在六十余年之后，再度从毛泽东的手中“传给”了习近平，从党内到党外，中共结束上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等元老退出后出现的政治真空，开始进入“规矩”年代。至于为何习近平要提规矩，出发点又是何处？则需细细剖析。
“政治规矩”开始成为中国政治中的新热词
政治规矩背后意：要让全国全党遵守
虽然中纪委五中和政治局常委会在规矩一词上大做文章，但这并非习近平首次提出“规矩”二字，2013年7月习近平在西柏坡视察时，就曾面对当年毛泽东当年“进京赶考”之前提议的“六条规矩”有过表态，并称之为“这里是立规矩的地方”，可见习近平对于“规矩”二字，并非2015年才突发奇想谈出来。而是早有此念，甚至可以说是直接越过邓、江、胡，从毛泽东手里“接棒”。这不是第一次，无论是目前所谈论的“集中统一领导”还是之前的“古田会议”、“文艺座谈会”、“整风”皆是如此。
那什么是政治规矩？在习近平的讲话中，对政治规矩的定义阐释为“纪律是成文的规矩，一些未明文列入纪律的规矩是不成文的纪律；纪律是刚性的规矩，一些未明文列入纪律的规矩是自我约束的纪律。”更细节的将，习近平将党纪、国法都纳入“规矩”二字含义之中，称“党章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章程，也是总规矩”、“国家法律是党员、干部必须遵守的规矩。”除了这两点之外，习近平还强调了“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也是重要的党内规矩”。这些话看似明白，但却总是让人感觉含糊其辞，模棱两可。规矩与党纪、国法是何关系，所谓“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又是什么，习近平更是没有解答。这可能就要从三个层面来进行剖析。其一，党纪国法是何关系，十八届四中全会上已有定论，就是党纪严于国法。规矩二字一入，三种更是构成一种从属关系，规矩严于党纪，党纪严于国法。从此处而言，习近平所言的“规矩”，更似一直在谈论中国法治问题时所一直强调的“理”。是传统中国社会关系中那种没有明文规定，但个人必须遵守的道德约束。例如某个中共党员干部，在某个场合“妄议中央”，也许并没有违反党纪、国法，但是已经犯了“规矩”。
那究竟什么是规矩，在毛泽东率领中共在从西柏坡进京之前，曾立了几条规矩，多是“不为领导人祝寿”等，这当然也属于那种“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但这些都只是细枝末节，习近平真正想说的规矩就是一条----“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这在那个突兀的政治局常委会中已经被完整的表达出来。言简意赅，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包括人大在内的所有机构都要听中共的；在党内，所有党员都要听中央的。可以说，中纪委五中全会上谈的“规矩”，是给党员干部听的；政治局常委会上谈的“规矩”，是给全国听的。
事出有因 总结江胡教训
“共产党的领导，这个丢不得，一丢就是动乱局面，或者是不稳定状态”，“要旗帜鲜明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是外界所传习近平在一次内部讲话中所谈的内容。强调党中央的领导，这是过去一年里中国政治的“大势”。近而言之，这是从令计划案，周永康案后，中共吸取教训，发现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在党内并未根除。因此在令案、周案已经基本水落石出的阶段，开始谈“规矩”，是对于这种“山头主义”经验教训的理论化提升。
但是用更长远的眼光来看，习近平如此重视政治规矩，要做的就是不仅在党内，更是在全国范围内，打破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留下的党员党性涣散，中央权威下降的局面。学者寇建文曾在《走向制度化的权力转移----中国共产党精英政治的演变》一文中表示，革命元老退出政坛前，处于“制度建立”阶段。1980年代以前，制度建立者是邓小平，规划干部退休、党政互动关系的新制度，同时与其他元老折中妥协。结束文革、改革开放、对越战争，都让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中央有了绝对的权威。
但是1990年代中期以后，革命元老逐渐凋零，带来一个崭新的权力格局。领导人权力来源出现转变----随着“魅力权力”的重要性降低，“职务权力”的重要性不断增加。同时，这种格局缺少一位拥有专断大权的强人，无人可以主导政局，为所欲为。由于领带班子的个别成员缺少拍板定案的权力，领导人们必须透过协商进行人事安排等重大议题的决策。集体领导制度是党内高层分权模式。延至胡锦涛时代，“集体领导”演变成“九龙治水”，九位政治局常委各行其是，且权力大责任小，弊端处处。各常委为政一方，中央难以调度管控，且各机构之间“互不往来”，合作受阻，效率低下，机构重叠，人员冗杂。还以周永康为例，主管政法系统，统辖公、检、法和情报系统，掌管“维稳”经费甚至超过国防经费，却越维越不稳，民怨沸腾。虽漏洞百出，问题多多，但政法系统却成为周永康的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坊间甚至一度传闻周永康监听政治局常委的丑闻。可以说，正是因为这种过于分权的模式，一方面让中央丧失了威信，政令不出中南海，另一方面也让令计划、周永康等人有了钻营的空间。因此习近平才会提出“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这是一条根本的政治规矩”之一。
此外习近平从江胡二十年的治国经验中，还吸取了一个教训，中国不能没有发展，但是追求经济增强绝不是为了“一切向钱看”，也不是要求党员干部为了经济，就要抛弃党性，抛弃政治原则和政治规矩。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挂帅大旗下，衡量一个官员是否合格的唯一标准就是GDP。地区经济搞活了，官员本身的私德似乎并不是问题。“一切向钱看”不仅成为了普通百姓的目标，也成为中共这个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政党中很多党员的标准，没有规矩制衡，贪腐由此而生。或许在习近平眼里，治贪，除了目前这样狠抓“存量”、遏制“增量”外，还有一个根本做法就是要把官员脑子中那根“规矩”的筋给提起来。让他们有党性的制约，有规矩的敬畏，才是治标之后的治本之策。
无论如何，“政治规矩”已经正在成为“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改革”、“法治”等习近平身后大旗中的一面。成为习近平在党建方面的新“武器”。目前要观察的是，中共党内，关于“政治规矩”的讨论和解读会否继续进行下去，是否有一天，“政治规矩”会真如《人民日报》所说那样，成为中共党内的理论新成果，被盖上习近平的“金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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