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69，虽然取得连续6年下降的佳绩，但仍然超过国际公认0.4的警戒线。多年来，中国经济资源和社会财富集中向政府部门和少数阶层倾斜，社会贫富差距悬殊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任何国家社会和谐关键在于成果能否让全民分享，只有转变社会财富分配格局、提升民众收入水平，才能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奠定下坚实基础。这需要中国政府的决心和魄力，更需要富人群体的利益牺牲和让渡。
中国基尼系数虽然连续6年下降但仍超国际警戒线
中国国家统计局1月20日发布数据，根据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2014年国民人均收入可支配收入20,167元，比上年名义增长10.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0%。这意味着，中国居民收入增速跑赢了去年国内生产总值（GDP）7.4%的增速，也跑赢了物价2.0%的涨幅。不过，在收入水平不断增长的同时，中国社会贫富差距仍然比较严重，依照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69，这是基尼系数自2009年来连续6年下降，但这一数字仍超过国际公认0.4的警戒线。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重要指标。基尼系数的取值范围为0至1，0代表收入分配完全平等，1则代表收入分配绝对不平等。即数值越高，说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贫富差距越大。自2000年公布基尼系数以来，中国内地官方提供的数据始终高于0.4的警戒线，不过从2009年开始，中国内地的基尼系数开始逐步回落，2009年至2014年的数值分别为0.490、0.481、0.477、0.473和0.469。
“作为衡量贫富差距的指标，基尼系数实现六连降，表明中国收入分配差距呈现逐渐缩小的态势，这是中国政府大力推进收入分配改革的成果。”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接受内地记者采访时分析，但从绝对值看，中国的基尼系数仍然处于较高水平。中国政府仍需要加大收入分配的改革力度，让全体居民真正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中国权威专家此番话确属实情，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虽然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果，但由于收入分配不合理的因素，导致国内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社会矛盾越显激化。根据世界银行2012年的一份报告，中国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从财富集中的角度看，中国的财富集中度已远远超过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
另外，《2012胡润财富报告》也详细剖析了中国内地富裕人士数量和地域分布情况等。其中北京千万富豪达到17.9万人，亿万富豪约有1.05万人，均排名第一。《报告》还指出，北京政治资源集中带动了经济资源的集中，这正是中国市场化不完善的表现。权力左右了资源配置。中国处于财富顶端的正是这些与权力亲近的阶层。上市国企高管收入是社会平均工资的128倍，企业业主与雇主收入最高相差251.87倍。国内贫富分化已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中国社会贫富悬殊是抑制内需的重要因素，社会生产目的是为了满足消费，只有不断扩大的消费需求才是推动经济稳健发展的动力，但是长期以来，中国社会财富基本朝少数阶层倾斜，国内经济发展所创造的收入高度向体制部门和国有企业等领域集中，从而导致国内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社会消费能力低下自然形成国内生产过剩局面，中国政府为了拉动经济只能加大基建投资和对外出口规模，最终促成中国独特的二元经济格局。中国2001年加入WTO后经济虽然取得显著增长，但国内贫富差距继续呈现扩大态势，导致中国经济陷入投资—出口的逆向循环困境当中。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增速已经放缓，国内收入分配格局迫切需要转变，唯有社会民众实际收入得到稳步提升，才能为国内经济发展模式调整和产业升级奠定下坚实基础。
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是常年内需不振，政府只有压缩投资走真正的民富路线，才能促使中国经济慢慢步入良性的发展轨道。中国经济趋势研究专家时寒冰也曾指出，中国政府要提高市场消费水平，就必须在财富分配过程中逐渐向民众倾斜，多年来，中国政府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大量社会财富和经济资源朝向政府投资领域，不仅挤压了民营经济的生存空间，而且通过税收下“财富转移”的方式削弱了社会民众的消费能力。
根据时寒冰提供的资料显示，中国最终消费率在1981年时还在67.1%，然后逐年呈现下降的态势，到2008年以后基本都在49%以下。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美国在1951—1999年的49年中，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例都在80%以上，近年来也保持80%左右的水平。可见，转变社会财富分配格局，降低国内基尼系数，促进市场消费能力提升，已经成为摆在政府面前的要务。分析人士认为，任何国家社会和谐的关键在于经济发展成果能否让全民分享，中国政府必须加快收入分配改革力度，通过对富人增税的方式来补贴低收入人群，实现公平和效率，这也是中国市场深化改革的根本前提。从欧美国家的经验看来，向富人征税并非千难万难，正是因为财富重新分配带来的好处是巨大的，才使得政府促进重新分配变得更有意义。这一点尤其值得中国借鉴，当然这需要中国政府的决心和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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