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市场的帽子，拿政府的鞭子，收企业的票子，供官员兼职的位子。”是坊间对“红顶中介”的形象刻画。而“红顶中介”的应运而生，往往有着不可告人的“使命”。近日，有大陆媒体报道称，一些拥有特殊利益关系的“红顶中介”，从政府手中接过认证、审查、收费等审批权限蚕食简政放权，对此，中国国务院公开表示，将彻底整治“红顶中介”。
丁书苗
北京时间1月14日，中国国务院党组会议强调要消除行政审批“灰色地带”，整治“红顶中介”，加快建立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着力铲除滋生腐败土壤。来源于九三学社一份提案显示，近年来，政府行政事业收费一减再减，但编制和评审第三方的评价、评估、检测报告费用一直在增加，部分中介机构未与行政主管部门脱钩，中介机构提供中介服务，主管部门实施行政审批，形成体内运作，企业几乎没有选择中介机构和议价的空间。除企业遭遇审批事项转移到“红顶中介”外，居民生活中的部分服务，也由于被指定后价格偏高引发群众不满。
据媒体报道，按照公安部规定，初次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提交县级或者部队团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有关身体条件的证明即可。但是广西、湖北等地不少车管所，得到的答复均是：目前机动车驾驶人体检业务只能在指定的医疗机构进行。“红顶中介”靠垄断获得巨大利益。2014年6月的审计署报告显示，至2013年年底，13个中央部门主管的35个社会组织和61个所属事业单位利用所在部门影响，采取违规收费、未经批准开展评比达标、有偿提供信息等方式取得收入共计29.75亿元。
在原铁道部窝案中，丁书苗等人通过收取30余亿元“中介费”，帮助23家企业在57个铁路建设工程项目中中标，其中丁书苗违法所得数额共计折合人民币20余亿元。“有审批权的部门几乎都有‘红顶中介’的存在。”广西一位县长表示，很多部门行政审批名义上取消后，仍以担心社会机构弄虚作假、质量无法保障等理由，安排“信得过”的企业承揽业务，导致“戴市场的帽子、拿政府的鞭子、收企业的票子、供官员兼职的位子”的“红顶中介”仍普遍存在。不少常与政府部门打交道的企业负责人表示，在国务院强力推进审批等领域改革中，一些政府部门迫于上级压力，将诸如鉴定、评估、检验、检测、认证等审批权下放给所属的事业单位或所主管的社团组织，但只改“面子”不改“里子”，官商勾结形成各类利益共同体。在司法鉴定、评估检测、环评报告、可行性研究、施工文件审查等领域这类情况尤为常见。
“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垄断业务继续谋利。在湖北黄冈市，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服务长期被一家名为精正建筑工程质量检测公司所垄断。湖北省纪委2014年通报显示，这家企业与黄冈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杨伟东说，在政府简政放权过程中，一些部门不愿舍弃既得利益，通过自己成立公司、协会等形式参与市场活动，有的协会和企业甚至直接由政府部门公务员担任负责人，借助这些戴着官帽的民间组织把控审批权谋利。
国务院及其相关部委多次明确提出治理“红顶中介”乱象。如，1999年原国家计委等六部门制定的中介服务收费管理办法中就明确规定：“按照法律、法规和政府规章规定实施的中介服务，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都不得以任何方式指定中介机构为有关当事人服务。”
国务院常务会也多次提出要求，“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严格规范行业协会、中介组织收费”。但地方政府仍然直接指定，换个“马甲”搞审批。近年来，各级政府将部分审批、检验、资质交由市场办理，在具体操作中却常指定一家或少数中介负责，实现利益捆绑。
“‘红顶中介’是典型的‘权力外溢’。”杨伟东说，随着改革开放，强调政府职能转变和发挥市场作用，连接政府和社会之间的中介组织必不可少，但很多中介组织从政府机关划分出来，市场化转化不彻底，加上部分职能部门舍不下“审批利益”，导致审批环节中各类“潜规则”盛行，不仅削弱改革成效，滋生大量腐败，也在严重削弱政府公信力。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执行研究员刘山鹰表示，治理“红顶中介”的核心是让权力走开，由市场自行配置资源。一方面要加强监管，防止政府的手伸得过长；另一方面，也要推进中介机构产权改革，实现中介机构设置和人事安排的完全市场化，让所有中介组织平等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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