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发”以来，短短三十多年发生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现象，那就是崛起过程中的中国已从传统“内向型经济”转型为“外向型经济”，已从传统农业社会成为现代海洋社会，中华民族的生存方式某种程度上已“脱胎换骨”，其标志就是出现五千年未有的“国家海上生命线”和海外重大利益地区问题，千年的“农夫”终于完成了历史性的转身，开始下海了。
中国虽有五千年文明史，但在面对大海时，仿佛一个初闯世界的懵懂少年。当前的中国亟须形成适合于我们时代和未来世界的海洋观。西方的海洋观诞生于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时期，由近现代欧洲国家继承和发扬光大。其中有供我们借鉴之处，也有批判摒弃的东西。西方的海洋观念中也折射出某些客观的历史规律，如海洋贸易能刺激国家的繁荣富强、世界无政府状态下海洋国家的命运与海军的强弱息息相关、一旦国家进入“外向型经济”状态必然召唤强大的海权等等。
然而，海上霸权争夺、海洋帝国主义、海上殖民主义等等丑陋的历史现象也由此衍生出来。两次世界大战说到底也是争夺世界势力范围持续数百年海洋殖民主义的恶果。因为自古以来，欧洲国家的海洋发展观的基础是排他性的，他们都以自己一国、一民族的利益实现为最高目标，而全然不顾是否有损于他国和世界。他们之间从经济竞争发展到政治对立、从政治对立再升级为军事对抗，将世界抛进战火，如此恶性循环、千年不变。
中国作为新兴后起的海洋国家，应接受西方国家以沉重历史代价换来的经验教训，中国的不幸在于曾经是近现代殖民主义的牺牲品，中国的幸运在于：有可能也有自信避开西方国家千百年趟过的浑水，开辟21世纪海洋国家发展的新路。
从世界历史的反面教训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正确的海洋观根本上来源于其境界的高远，并由正确的文化、政治、经济、外交、国防观念所决定。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一家”等优秀遗产，可以传承和借鉴。
未来中国作为世界性的海洋国家，要克服历史上海洋国家和民族“自私”的本性，将自己的前途与世界各民族繁荣融为一体，并以此为最高原则，方能利于不败之地，避免重蹈历史上欧洲国家走入海权发展误区、导致自我毁灭的覆辙。
中国正在展开“一带一路”的海洋战略，这或许会引起某些国家对历史上海洋霸权的联想，而然，赫拉克利特说过：“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当年西方文明带着战争和贸易把自己的秩序和价值观通过殖民主义方式强加给东方，期间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充满了火药味和血腥味，最终西方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
今天当东方民族沿着西方人的来路作“历史性的反向运动”时，不可能再重蹈西方失败的模式。如果当年鸦片战争是以毁灭他民族种族为前提来获取国家利益、是一种零和关系，那么中国今天作“历史性反向运动”时，一定会汲取大英帝国、德国和日本的失败教训，一定是持全世界各民族、国家共同得益、相互构成一种“共赢”关系。
当今中国的“一带一路”的经济开发战略也是海权在历史动态演变过程中阶段性的产物，按黑格尔的观点：任何事物的发展都要经过正、反、合三个阶段。
如果西方近现代殖民主义扩张性质的海权实践属于“正”阶段、那么中国“反向运动”的“一带一路”有可能意味着世界海权实践进入“反”的历史阶段，是个与传统的一切观念和行为方式对着干、完全相反的阶段，也必将是以超越第一阶段为这前提的海权实践。同时，这也是一个继往开来的历史阶段，在同过去斗争、妥协、否定糟粕和汲取养料的痛苦过程中，酝酿着超越自身阶段、和谐而辉煌的“合”的最高境界。
尽管前景充满了希望和憧憬，但现实却无法超越，理想和愿景的实现必须克服现实中一个又一个具体障碍。由于传统的现实主义战略思维在世界政治观念中占有很大市场，一些带有敌意的国家政治领导人往往被这种战略思维所支配，于是世界前景就像一部捉摸不透的幻想片，镜头在霍布斯“丛林世界”和康德“永久和平”之间来回变换，前方等待我们的是战争、还是和平，依然困扰着这个世界。
由于世界前景的不确定性，面对现实中周边领海主权纠纷不断、潜在的强手似乎处心积虑地为未来战争冲突做着一丝不苟的准备、未来战争与和平的不可测等情形，作为海洋国家的国防观，中国在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军事建设和海权战略上，理所当然要作两手准备，一方面要对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重新统治世界政治舞台有所准备，发展强大海军确保战时和平时“国家海上生命线”及海外重大利益地区的安全，以避免将来遇到一场外部强加给我们的战争时，穴位被卡、束手无策。
另一方面，强大的中国海军不仅能够执行“远洋防御”以捍卫本土安全，还应维护世界各国所赖以生存的世界经济体系一体化秩序，并同所有负有这种使命的其它国家的海军携手，在通往世界持久和平的过程中，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秩序、“和谐海洋”的海上军事力量，如此，中国的海权战略的实施将获得伦理上的合法性并登上道德高地，这将是“力者，德之役也”（荀子语）的儒家传统精髓的现代版，这也是国家所追求的崇高政治境界在具体国防观和海权观方面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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