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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逝世后的反戈一击

1972年5月18日,周恩来被查出膀胱癌后,毛泽东下令“不开刀”,并且要“保密”。这无异于让总理等死,汪东兴曾辩称:“主席是考虑全局的,这样做是保总理。要听主席的,要跟主席的思路。”接下来,按照“主席的思路”,毛身边的亲信有组织、有计划的对行将就木的周恩来进行了四次打击:第一次是1973年底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周的“投降主义路线”;第二次是批林批孔;第三次是批“经验主义”;第四次是评《水浒》,又回到了所谓“投降派”问题上。使周在惶恐不安中加速走向生命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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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4月5日,北京市民自发前往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

辛子陵在《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中详细描述了周恩来受到的这四次精神打击并披露,周恩来在进行第四次大手术之前,将自己关在卫生间里,审阅修改1972年他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伍豪启示”的专题说明的记录稿,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求把这份毛曾批准印发省部级而又没有印发的文件,印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二、三把手,以杜绝有人在他死后往他身上泼污水。毛扣下这份文件始终没有印发;但他做了一件相反的事情:1974年6月,毛泽东把他在延安整风时期所写的九篇文章找出来重新加以修改。这是他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激愤之作,是对30年代在苏区周恩来支持王明、博古排斥毛泽东的历史老帐的总清算。他把这些文章印成大字本,给亲信们传阅,并允许毛远新把其中涉及批周的两篇文章录下音来,带回辽宁,作为秘密武器收藏着。准备在他死后继续批经验主义。毛让周“先走一步”的计划即将实现。然而使毛意料不到的是一次次打击无损周恩来的伟大人格和光辉形象,反倒在高级干部中暴露了自己的狰狞面目,丢分多多。1976年“四·五”事件实际上是一次全民投票:要邓小平,不要四人帮!毛泽东拿石头打了一辈子人,最后结结实实地砸了自己的脚。“四·五”事件预示了毛泽东死后中国的政治走向。1974年初的一天,毛泽东的表亲王海容(王海容的爷爷王季范是毛泽东的姨表兄)去看望他,见面先问候:“您最近身体怎样?”

“离去马克思那里报到的日子,是一天比一天接近了。我不是悲观主义者。世界万物都有生有灭,从最大的恒星、星系,到最小的基本粒子,都免不了一死;没有死,哪有生呀!人更是这样,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故人。这是不可抗拒的大自然规律。”毛泽东说不悲观,但语气中含有无可奈何的悲凉。

两人说了一阵闲话,回到批林批孔上来。王海容说:“我总感到周总理,虽然他很有才华,给党和人民做了不少好事,但他对文化大革命,却是貌合神离。造反派在哪里点火,他总到哪里去灭火;造反派要打倒哪些人,他也总要去保那些人。他嘴里也拥护文化大革命,但他在行动上又总是同文化大革命分庭抗礼的。”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不听地吸烟,看着烟圈在空中消失,突然,说出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现在是到批周公的时候了。”〔1〕

王海容兜里装着个袖珍录音机。只有她敢这么干,换个别人要杀头的。她带着毛泽东的秘密口谕回到外交部,组织一帮人大反周总理,她由司长升到副部长,渐渐地,外交部大权被她控制了。“四人帮”垮台后,王海容成了过街老鼠,外交部群众坚决追她的根子:奉了谁的指示大反周总理?群众要把她往江青身上挂,一挂上就是敌我矛盾。在这种情况下,王海容急了,无可奈何地拿出了一盘录音带。一放,是毛泽东的声音:“现在是到批周公的时候了。”外交部一位领导说:“不要再追了,事情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把批林批孔批周公,说成是“四人帮”歪曲毛泽东的指示,是不对的。他(她)们没有歪曲,分寸适当地、松一阵紧一阵地执行了毛的指示。毛泽东知道周恩来得了不治之症,自己也将极尽天年。但他担心如果自己先死,树大根深,在党政军民中极孚众望的周恩来,只消一句话,就能把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推倒,把十年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江青接班的格局推翻,怎么办?既不能公开打倒周恩来,就不便像对待彭德怀那样发动造反派摧毁他的身体。于是,不断地在精神上给他增加压力,折磨他,消耗他,加重他的病情,让他先走一步,就成了毛泽东的又一个“战略部署”。

1972年5月18日周恩来被查出膀胱癌后,毛下令“不开刀”,并且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2〕医疗专家们知道错过早期治疗的时机,等于让总理等死,以为他们的报告没写明白,要直接上书毛主席陈情。汪东兴诡称:“主席是考虑全局的,这样做是保总理。要听主席的,要跟主席的思路。”接下来,按照“主席的思路”,对周恩来进行了四次打击:第一次是1973年底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周的“投降主义路线”;第二次是批林批孔;第三次是批“经验主义”;第四次是评《水浒》,又回到了所谓“投降派”问题上。使周在惶恐不安中加速走向生命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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