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强调要用规矩治党之后的一周内，大陆媒体开始关注到这个政治新热词，并开始了多方解读。如日前就有媒体认为，习近平强调规矩是为凝聚民心。如果目的是为凝聚民心，那为何会选择当下这个时机则值得剖析。
中共历任领导人肖像纪念品
1月16日，习近平立下“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要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这是一条根本的政治规矩。”中国人一贯强调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梳理中共党史不难发现，毛泽东与邓小平多次在关键时刻立下规矩，保证了党员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动不动摇。可以说，正是这些规矩使得中共屡次摆脱危机并一路走到今日。在多年未出现政治规矩的真空后，习近平再提政治规矩是否标志着中共又一次走到了转折点？
纪纲一废万事生
如果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中共一路走来并不顺利。中共一大在国民党当局的通缉下只能在嘉兴一条游船上召开，直到大革命开始后才能转暗为明。然而好景不长，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昔日的盟友国民党开始屠杀中共党人和革命志士， 天下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有些在大革命高潮加入中共队伍的党员经不起严峻形势的考验而自首叛变，出卖组织和同志。紧急情况下召开的“八七会议”虽然被称为挽救了中国挽救了党，实际上只是明确了日后工作方向，真正将党的政治纪律贯彻到底、强化信念和纪律、维护党的团结、提高战斗力，还是要等到稍后创建井冈山根据地时。1927年10月，毛泽东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亲自主持了一场入党仪式，在他确定的24字入党誓词中，便有“服从纪律”这四个字。这份入党誓词后来虽几经调整和修改，但“服从纪律”这条意思仍保留至今，最新的誓词表述是“严守党的纪律”。靠着“严守党的纪律”，红军虽历经波折，最终从国民党的围剿中闯出一条生路，在延安茁壮成长。随着国内形势变化，上世纪40年代初成为了抗战最艰难的时期，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毛泽东开始了整风运动。他在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这两者都不可少”。毛泽东说得很清楚：搞宗派主义，既排外，又排内，“闹独立性、不服从决议、没有纪律的现象，必须整顿”。视纪律为“霸道”，是强调其刚性约束，党员干部必须有敬畏之心，不敬畏，就不会去认真遵守，就会影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经过此轮整风，中共实现了高度团结和统一，也奠定了毛泽东至高无上的领导地位，延安就此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为中共今后夺取政权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1948年9月，就在中共进京赶考前，毛泽东在西柏坡立下了“六条规矩”：“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这六条规矩是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伊始。习近平2013年7月到西柏坡视察时，敏锐地点出了这个意义。他在当年中央政治局开会的屋子里与人们座谈时说：“这里是立规矩的地方。党的规矩、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有力推动了党的作风和纪律建设。”
而这一切都被文化大革命破坏殆尽，所谓纪纲一废，何事不生？
在庐山会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之前，整个中国陷入迷茫之中。狂热的个人崇拜把毛泽东送上神坛，他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各要员要“早请示、晚汇报”。林彪、江青等人趁机搞团团伙伙，结派营私，不少地方和部门则大闹派性，各行其是。党的纪律荡然无存，党的生活一片混乱；各种运动充斥着国民的生活，城市数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崩溃边缘。
经历了这一切之后，邓小平在拨乱反正后提出先富理论大力引进外资，被后人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毛泽东用革命方式极力摧毁的制度，又通过邓小平的改革之手得以复活。为了让改革顺利进行，他毫不避讳自己就是“核心”。他再三强调：“不能否定权威，该集中的要集中，否则至少要耽误时间。”如果“党中央、国务院没有权威，局势就控制不住。”他认为：“我们要定一个方针，就是要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深化改革。”邓小平告诫全党：“宏观管理要体现在中央说话能够算数。”“中央定了措施，各地各部门就要坚决执行，不但要迅速，而且要有力，否则就治理不下来。” 习近平的忧虑
靠着理想与“维护中央权威”这项铁的纪律，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并不平稳却一路走了过来，可以开始为世界立规则了。就在习近平为中共立下“政治规矩”稍后的时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其国情咨文中三提中国，中国“希望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地区制定规则”，这将置美国民众和经济于不利地位。他自问“我们为什么要让这种情况发生？我们应该来制定规则。”
无论奥巴马如何表达出美国不愿做老二的心态，这都表明中国在进行30年改革后国际地位提升。然而，这并不是说习近平就没有忧虑了，或者说，中国的成功让习近平更加忧虑。上任以来，习近平曾在不同场合语重心长地对中共党员们强调“忧患意识”，将这一蕴含着传统文化的“老道理”，赋予了其新时期社会实践的“新警示”。
在2013年7月23日武汉主持召开的部分省市负责人座谈会上，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这场伟大革命，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走过了三十五年极不平凡的历程。事实证明，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但习近平也认识到，“改革开放越往纵深发展，发展中的问题和发展后的问题、一般矛盾和深层次矛盾、有待完成的任务和新提出的任务越交织叠加、错综复杂。改革开放中的矛盾只能用改革开放的办法来解决。”然而，中国改革目前最大的困境是缺乏改革的动力和权威，过去中国改革的启动，有邓小平这样的权威领袖，但邓小平也只是启动了经济体制改革。现在的中国已不复有邓小平的权威，既得利益集团、新的权贵集团对于改革的阻力却比任何时候都大，这使得新的改革比当初的改革要难很多。另一方面，经济改革的左腿往前迈了三十多年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右腿还没有动，如果说“摸着石头过河”是不得已的尝试，但有人摸着石头30年后上瘾不愿意过河了，这才是问题症结所在。
何况在过河的途中，有一批官僚利益集团和垄断利益集团迅速崛起，日趋严重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司法不公加剧了腐败泛滥。在十八届中共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为反腐的重要讲话，指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保持党的肌体健康，始终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亡党亡国”，这些言论充分表明习近平清醒的认识到中国已经走到了一个关键点，一个拐点。如果习近平想用“两个一百年”筑就“中国梦”，光靠展开了各项改革，持续推进肃贪反腐、重塑宪法权威、积极联系民众是不够的。“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固然重要，打破改革瓶颈、深化改革更为重要，而这亟需自邓小平之后不再提及的“中央权威”，改变“令不出中南海”的现实。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提出“要旗帜鲜明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这是一条根本的政治规矩”。回顾历史就会发现，看似突兀的讲话是中共的一贯传统，而这也说明，一场变革正在酝酿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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