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60年代末有两个“革命的中心”，一个是北京，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另一个是巴黎，在1968年爆发了震撼世界的“五月风暴”，被许多人称之为“西方的文化革命”。
20世纪60年代是革命浪潮席卷全球的10年，在这十年里，非洲大多数国家获得了民族独立，格瓦拉和毛的理论在亚非拉许多地方盛行，反战、反美、反殖民主义的浪潮在世界各国风起云涌，嬉皮士、披头士乐队和形形色色的新思维开始为人所熟知。
不论赞成还是反对革命的人都承认，在60年代末有两个“革命的中心”，一个是北京，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另一个是巴黎，在1968年爆发了震撼世界的“五月风暴”，被许多人称之为“西方的文化革命”。
这两个文化革命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在中国，红卫兵小将们高唱着法国舶来的《国际歌》，高呼着巴黎公社的口号，造反派们甚至一度把砸烂旧党政班子后建立的行政机构也称为“公社”。
而在法国，毛主义和红宝书成了许多激进青年的精神武装，中国红卫兵和造反派们的“四大”、“串连”等方式也成为他们组织和发动社会力量的不二法门。
1968年5月，当“五月风暴”发展到最高潮时，中国《人民日报》几乎每天都有相关报道，整个“红五月”内竟多达60余篇报道、评论、社论和40余幅照片、宣传画和运动示意图，高度赞扬法国学生、工人的斗争是“巴黎公社革命的继续”，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伟大的人民运动”。
5月21日至25日，除台湾和西藏外，全国二十多个省、自治区省会首府、直辖市都举行了20万至100万人的游行示威和集会，北京群众的游行队伍在三天内经过天安门广场的就有2000万人次，一直波及到地、县级市镇。
而在遥远的巴黎，头戴绿军帽、身穿绿军装、臂戴红袖标的“洋红卫兵”成为巴黎街垒上醒目的一群，毛泽东的巨幅画像赫然高举在一眼望不到尽头的游行行列中，3M(马克思、毛泽东、马尔库赛)成为巴黎学生们的思想旗帜。
这两场同时进行、却又相距万里的文化革命的主体都是年轻学生，他们举着相同的旗帜，穿着雷同的服装，彼此呼应，互相声援，看上去便如双胞胎一般相似。但法国社会运动研究中心负责人阿兰。杜兰却毫不含糊地指出，这二者完全不是一回事。
事实上，五月风暴的一些组织者虽然胸前戴着毛泽东像章，嘴里高呼“沿着毛泽东指引的道路前进”的口号，却对毛、对“文革”和红卫兵并没有太多了解。
在他们中许多人眼里，“文革”是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是人民自发起来反抗寡头政治的斗争，正如他们中许多人后来回忆的那样，他们头脑里“造反”的概念，就跟法国大革命攻打巴士底狱差不多。
而北京街头那些高呼“支持巴黎学生革命行动”的造反派和红卫兵们也根本不了解巴黎街头所发生的一切，他们不会想到，这场“法国的文化革命”起因竟然和反对女生宿舍严禁男生进入的禁令有关。
他们更不会想到，五月风暴的支持者既有他们视为“修正主义”的法共成员，更有托派的“第四国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子，当然，他们绝对无法想象，“要做爱不要作战”的口号，居然会被“外国革命战友”们以无比高亢的热情一次又一次在巴黎街头喊出。
“五月风暴就是这样的运动：以旧的形式，表达出新的东西，正如《圣经》所言，是旧瓶装新酒。
他们之所以向往中国的红卫兵，与其说是出于对这一运动的了解，毋宁说是出于对它的无知。”阿兰。杜兰这样概括道。这便如同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论述：巴黎公社的新意是工人运动的产生，但他的口号却是法国大革命的话语。
于是在法国的“红五月”里，我们看见了与当时的北京街头完全不同的景象：知识和学术不但没有被蔑视和砸烂，反倒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学者们作为整体非但没有受到学生冲击，萨特、米歇尔。比托尔、拉康、阿拉贡等文化名流反倒站在学生一边，甚至亲身投入到运动的第一线;
年轻人的个性非但没受到压抑，反倒在“禁止被禁止”等著名口号的孤立下更加蓬勃地洋溢着;文化艺术非但没受到抑制，从行为艺术到新的电影流派反倒在此之后变得色彩纷呈。
不同的思潮和哲学流派不但没有被统一，反倒百花齐放，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从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从存在主义到无政府主义，每一种哲学思潮，每一个哲学家的思想，都在这次运动中激烈地碰撞着，发展着，无政府主义者的黑旗和社会主义者的红旗，在拉丁区的街垒上并排飘扬着。
虽然有暴力，有破坏，有流血，“五月风暴”给法国造成的物质损坏是微不足道的，今天甚至已很难寻觅到痕迹，然而“红五月”却给法国乃至西方文化和思想界造成了巨大冲击和深远影响，可以说，五月风暴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革命”。
按照法国社会学家洛朗. 若弗兰在《五月风暴真相》一书中的概括，五月风暴的爆发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1、出生率激增，大学生人数骤长;2、大学生对大学教育和旧的教学法不满;3、两代人之间的鸿沟加深;4对物质消费无止境进步的忧郁;5、经济发展了，但文化还是老样子，它们之间的差距是爆炸性的。
1958年戴高乐上台执政，建立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他虽然德高望重，却与学生组织一直关系紧张。
1959年，法国学生联合会指责当年预算中高等教育没有得到重视，戴高乐却告诫他们莫管闲事;总统技术顾问雅克 · 纳博纳在1963年就曾给戴高乐写信，预言1968年将要爆发一场风暴，但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60年代的法国大学生都西服革履打领带，男女分班，循规蹈矩地学习和生活，1968年，这样的大学生已有60万人之多，占法国总人口1.2%。
很多大学生对学习的目的感到困惑，对出路的渺茫和不稳定感到忧虑，对他们将来在“消费社会”中的命运忧心忡忡，他们的精神危机比物质危机更为严重，而他们的命运又关系到法国的千家万户。
正如福柯所言，“1968年以前，至少在法国，如果要做一个哲学家，你必须是马克思主义者，或存在主义者，或结构主义者”。
左派思潮的活跃让学生们有勇气和依据质疑权威和秩序，而对个性解放日益强烈的追求让他们越来越不满法国大学中的陈规戒律，世界各地蓬勃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反对越南战争的浪潮令他们激动不已。
而从中国传来的、并非真实的“文革”信息，又鼓励着年轻人以中国同龄人为榜样，用自己的力量去打碎旧的、不合理的统治秩序，建立起属于他们这个时代的新秩序、新结构。
对于戴高乐他们当然不失敬意，但他们认为，戴已经落后于时代，按照他们自己的话说，“已经十年了，他待得太久了”。一切看来只需要一个契机，一个小小的火花而已。
1968年1月，法国青年和体育部长弗朗索瓦。米索福前往巴黎大学楠泰尔学院为游泳池落成剪彩。由于不满大学对于男生访问女生宿舍的严格限制，一些学生围住部长。
德裔无政府主义者、人称“红毛丹尼”的丹尼。科恩-邦迪质问“为何从不谈论学生性方面问题”，部长轻率答复“你可以跳到水中来败败火”。图为
科恩-邦迪立即回应“这是法西斯官员对于学生所作的唯一答复”，被激怒的学生们应声高呼“打倒性别隔离区”，不知所措的部长匆匆离去，学生们的反抗开始了：他们已经有了明确的目标----政府，和众望所归的领袖----红毛丹尼。
3月21日，一支左翼突击队占领了巴黎美国捷运公司大楼，以抗议越战的持续，警方拘捕了6人，其中一人为楠泰尔学院学生。
次日，科恩-邦迪率领学生占领楠泰尔学院行政楼以示抗议，这是法国历史上第一次学生占领教育行政机关。一时间形形色色的学生组织纷纷云集楠泰尔学院，并成立了以“红毛丹尼”为首的“322运动”组织。
骚动起来的不仅仅是学生，2月，文化部长马尔罗解除了德高望重的法国电影资料馆馆长朗格鲁瓦的职务，愤怒的电影界人士成立了“捍卫电影资料馆委员会”，要求马尔罗辞职。
4月21日，马尔罗恢复朗格鲁瓦职务，却以中断资料馆政府资助作为报复，这一行径遭到了电影界和知识界的强烈反弹，也促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红五月”里坚定站在了学生的一边。
5月2日，校方关闭楠泰尔学院，并责令科恩-邦迪等8名学生骨干到巴黎大学总部纪律委员会接受训斥，次日，巴黎大学学生到索尔邦大学总部门前集会抗议，教育部长阿兰。佩雷菲特和校长让。
罗什担心引起连锁反应，出面邀请大批警察入住索邦校区。这是巴黎大学700年历史上第二次被关闭，上次是因为纳粹占领，且根据法国传统，警察不得进入校园，这些行动不但更加激怒了学生，也使得大多数教授、学者站在了同情学生的立场上。
当天下午，1600名警察包围校园，逮捕300多名学生;学生们高呼“还我同志”的口号进行抵抗，结果遭到催泪瓦斯和警棍的镇压，学生和围观青年随即在卢森堡广场垒起了象征革命的第一道街垒，战斗开始了。
5月6日，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UNEF)和全国中等和高等学校教师工会(SUESUP)号召总罢课和罢教。
8日，萨特等一批名人发表声明，号召“所有劳动者和知识分子在物质和道义上支持学生和教师们发起的斗争”，人们开始挥舞旗帜，高唱《国际歌》，上街游行，学生和警方在圣日尔曼大街的激烈冲突导致422人被捕，超过900人受伤受伤;
9日，萨特等再联署“向用一切手段摆脱异化秩序的学生们致敬”宣言，拉丁区爆发更大规模示威抗议，而警方则封锁塞纳河上桥梁，双方展开激烈冲突，导致数百人的受伤、被捕，冲突一直持续到次日黎明。
电影界的积极介入使得“五月风暴”的消息迅速传遍法国，里昂、南特、斯特拉斯堡等地学生纷起响应，拉丁区更成了街垒的世界，这一夜被称为“街垒之夜”。
11日晚，出访归来的总理蓬皮杜宣布警方撤出索尔邦校区。
13日，总工会(CGF)、法国民主劳工同盟(CFDT)和巴黎学生组织80万人横穿巴黎的游行，社会党、共产党的著名政治家密特朗、孟戴斯—法朗士、罗歇等也出现在行列中;示威者随即进驻索尔邦，并在此后一周内相继占领了拉丁区大多数公共建筑。
戴高乐总统对五月风暴最初的反应是不屑一顾的，并坚持于14日出访罗马尼亚。
次日，法国国家剧院、法国作家协会等单位均被示威者控制，戛纳电影节也为声援学生草草中止。一些学生组织开始奔赴工厂和全国串连，号召“工人阶级从瘦弱的学生手中接过领导权”，罢工浪潮开始席卷法国。18日，法国公交系统罢工，巴黎彻底瘫痪。
直保持缄默的戴高乐发表讲话，同意改革，建议公民投票，示威者以“再见，戴高乐”的呼声回应，总统的支持者向示威者发起攻击，并导致两人死亡。
25日，政府和公会开始谈判，并于27日达成一系列协议，却遭到大多数工人的拒绝，示威者开始酝酿组织一个包含所有左翼力量的、类似1936年人民阵线的“人民政府”。
29日，五月风暴达到最高峰，这一天仅有5000万人口的法国全国有1000万工人罢工，300多个工厂被工人占领，30多所大学被学生占领。就在同一天戴高乐突然失踪，甚至有传言他已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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