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外基建订单2014年一度经历暴增之后，北京近来似乎正在遭遇流年不利。当地时间1月27日，中国在“通往欧洲的大门”也遭受了挫折，备受瞩目的希腊新政府宣誓就职，然而其组建的“反紧缩内阁”的首个决定就是叫停了向中国出售地中海最大港口股份的计划，这一消息随后得到了中国外交部方面的证实。而继2014年11月墨西哥总统下令撤销中国中标高铁项目，1月26日墨西哥环境保护署署长又下令全面停工由中国投资建设的“坎昆龙城”（Dragon Mart Cancun），与此同时，若再观此前不久中国-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口城项目遭重估，中缅胶漂-昆明铁路计划搁浅，以及中泰“大米换高铁”项目被疑搁置，中国海外基建项目频频遇挫或许已很难再用“黑天鹅事件”（Black Swan Events）一语概括。
“超级推销员”四处奔走并非全无风险
在某种意义上，“黑天鹅”所蕴含的内部逻辑是：人们不知道的事比知道的事更有意义，且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对历史和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通常都不是人们已知或可以预见的东西。然而伴随越来越多的中国投资以及工程走出海外，中国今天在希腊项目上遇到的难题，已然成为一种常态。对于这一现实，虽然外界的解读大多从经济角度出发，但在讨论包括高铁、港口在内的基建项目走向国际市场的时候，单纯注重投资盈利并将之简单视为商业项目，显然不利于全观中国这样一种举动的背后战略意义。
不同于一般的产品和服务，高铁及港口的建设往往具有极大的外部性。在国内，二者可能作为重要的交通基础设施，对加强国家治理能力、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等各个方面产生重大影响。而将之置于国际领域，高铁的输出以及海外港口的建设则不应该被简单视为一种出口产品，当然它也能够帮助中国进行出口结构的升级换代，增加外汇储备投资的多样性，但更为重要却是，借由二者北京能够更好地进行战略布局。从某种角度来观，运输走廊的建设不仅服务于经济，从长期来看，更被打上了深刻的政治烙印，地缘政治与交通的整合才是北京的最终谋略。综合来看近段时间中国所力推的数个海外基建项目，按地区进行划分，主要集中于欧洲、东南亚以及拉美一线，这样一种安排与中国的“一路一带”建设布局实际上如出一辙。而借由此，北京不仅在努力通过提供重要的交通基础设施进一步推动欧亚大陆乃至全球经济的整合，并为中国在面临充满挑战的国际环境中在全球层面上建立其一种陆权与海权的战略要冲，这同时也将为中国成为真正的世界政治经济强国提供了一条具体的崛起之路。
以希腊比雷埃夫斯港为例，北京在此已然布下了“一盘很大的棋”。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于2014年6月对希腊进行了为期3天的正式访问之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亦罕见经停希腊，并与该国元首首脑举行会晤，其中足见中国对希腊的重视程度。另外，李克强1月17日在贝尔格莱德会见塞尔维亚总理、匈牙利总理和马其顿总理时进一步指出，进一步落实和深化、升级中欧陆海快线。这样一种南起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北至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中途经过马其顿斯科普里和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直接辐射人口3200多万的安排，比雷埃夫斯港在其当中所占位置尤重，它不仅是中欧陆海快线起点，同时也是新海上丝绸之路枢纽。
从地缘环境来看，地处亚洲、欧洲和非洲交叉地带的希腊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海陆空交通网络完善使得其不仅是进入东南欧和东地中海地区新兴市场的理想地点，同时也是从南部、中东和远东到欧洲的门户。也正是因为此，2009年中国中远集团不仅租下了这个破败不堪的港口，将其改造成该公司在亚洲以外的最大转运码头，且投入数十亿欧元（1欧元约合1.13美元）用于港口的扩建工作，并且准备买下该港67%的股权。
诚然
希腊新政府紧急叫停
比雷埃夫斯港项目并非专门针对中国，将大量国有企业私有化是由欧洲央行、欧盟委员会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组成的“三驾马车”给希腊制定的规则，出售包括该港口股权在内的国有资产正是当初希腊从“三驾马车”获得援助贷款所答应的条件之一。希腊目前所采取的这样一种举动，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为了与“三驾马车”进行谈判，要求债权人接受略微打折的要求所进行的要价，从而摆脱这几年“三驾马车”对希腊的巨额援助只不过是“新债换旧债”的问题。但这却不可避免地对中国在这一地区经营以及投资的产生一定影响。
有关于中国资本在欧洲的扩张和抱负以及对最脆弱经济体的兴趣，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曾将之许为第二个“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的开端。更有观察人士强调，中国投资的历史性转变正在切断战后欧洲形成的某些关系，同时这也反映出欧洲对全球经济实力平衡变化做出的回应，而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把中国视作一个“政治投资者”。但在进行这样一种“整治投资”的同时，必须直面的巨大风险却令北京一系列“冒险”行为所具价值遭到质疑。
从年初斯里兰卡选举产生出新总统，被视为“亲华”的总统拉贾帕克萨（Mahinda Rajapaksa），败给对中国政策持相反主张的反对派候选人西里塞纳（Maithripala Sirisena），西里塞纳上任的“第一把火”便烧到了中国援建斯里兰卡的工程上，到18天后的希腊“故技”重演，两国的变故均凸显了中国公司“走出去”的重重风险。一国政府更迭、首脑换人是很正常的事，但近年来中国政府或企业对外投资迅速增长以及中国外汇管理机构购买国外国债持续上升，相关国家的选举和首脑换人却令中国倍感紧张。这恰如分析人士指出的那样，所有的经济问题最终都会政治化，而在更多时候中国海外所面临的经济问题都只能被迫让步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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