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的“造反英雄”，成了1973年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取林彪而代之，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张春桥在“十大”期间，见到上海国棉十七厂代表杨小妹，说了一句“名言”：“十七厂贡献了一个王洪文！”
公审“四人帮”时的王洪文
不过，中共十届政治局委员有二十一人，加上政治局候补委员四人，共有二十五人。江青并非政治局常委，只是政治局委员，她批阅的文件，怎么只批给王、张、姚？怎么只在这么四个政治局委员中传来传去？这不能不令政治局的大部分委员们感到奇怪。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日子多了，王洪文仿佛翅膀硬了，胆子也大了。他也学着江青的样子批文件了。
江、张、姚自中共“九大”后进入政治局，已形成一个小圈子。1965年，江青为了寻找批判《海瑞罢官》的笔杆子，经张春桥介绍，结识了上海《解放日报》编委、文艺组组长姚文元，江、张、姚结成一伙。在中共“十大”之后，王洪文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于是王、张、江、姚结成一帮。
王、张、江、姚同住钓鱼台国宾馆。成为副主席之后的王洪文，不再住钓鱼台九号楼二层的侧楼。他转“侧”为“正”，迁入钓鱼台十六号楼，占领了第二层楼。
1974年10月，王洪文背着周总理和政治局到湖南毛主席驻地，向毛主席告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状。王洪文把周总理等同志比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林彪一伙要抢班夺权，他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来湖南没有告诉周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我们四个人（王、张、江、姚）开了一夜会，商定派我来汇报，趁周总理休息的时候就走。我是冒着危险来的。”王别有用心的说：“周总理虽然有重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家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王洪文到湖南的目的，实际上是“四人帮”阴谋要搞掉周总理，向毛主席要权。并在毛主席面前吹捧张春桥怎样有能力，姚文元又怎样读书，对江青也作了一番吹捧。毛主席当即严厉批评了王洪文，主席说，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你回去后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在这次长沙谈话中，毛泽东称江青那个“四人小宗派”为“上海帮”。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警告王洪文：“你们不要搞上海帮！”就在1975年5月3日政治局会议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明确指示，中央日常工作改由邓小平主持。邓小平取代了王洪文。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从此告吹。王洪文从北京消失了。
1975年8月，王洪文回到了他的“基地”----上海。王洪文在上海是怎么“调查研究”的呢？上海市委招待处五位负责接待王洪文的工作人员何关明、葛健、陈世章、朱友生、王珏，曾回忆如下：
“王洪文，1975年夏天来上海3个半月，一家五口住在高级别墅，整天过着花天酒地的资产阶级生活。几乎每餐都要喝名酒，经常要吃山珍海味，名菜佳肴，新鲜水果，时新蔬菜。什么鱼唇、鲍鱼、干贝、海参、蛤蜊、鹌鹑、野味……他想啥就要吃啥，而且要求苛刻，非要弄到不可。一次，要吃田螺，就要农村动员农民下水摸，要吃小豆苗，到生产队组织人采摘，他要吃鲜荔枝、香蕉、菠萝，由广州用飞机带来。儿子要吃石榴，也专人到苏州去买。此外，到南通搞过蛤蜊，到宁波搞过青蟹，派人到处去买。王洪文经常设宴请他的‘小兄弟’、亲信吃喝，3个多月就请了二十多次。他以视察为名到工厂，到农村，到部队时，事先安排吃喝，要人家准备名酒名菜，每到一处都大吃大喝，常常喝得酪酊大醉，丑态百出。”
“王洪文几乎整天吃喝玩乐，钓鱼、打鸟、下棋、玩牌、打弹子、看电影，成了他每天主要活动。一百多天之内，看了八十多部电影。他还常常硬拉着工作人员打扑克、下军棋，玩通宵。他不仅白天去打猎，有时晚上也去打，专门让人特制了聚光搜索灯。他钓鱼，让工作人员用麻油、茅台酒和面粉作鱼饵。钓不到鱼，他就挖空心思要工作人员做两只木框浮在水面，框里放上青草，引鱼上钩。王洪文一贯作威作福，钓鱼时，不仅要为他准备烟、茶、水果、桔子汁，还要工作人员把烟递到他嘴里，为他点烟，拾鱼，装鱼饵、擦汗，扇扇子。”
“他在上海三个半月，穷奢极欲挥霍，据不完全统计，就花了二万余元。……”
他的“小兄弟”马振龙，成了他的“后勤部长”。据上海市轻工业局三位工作人员韩仁和、刘恩仁、吴行慎回忆：
“王洪文非法攫取大量国家财物。他成为副主席后，串通上海市轻工业局的马振龙，利用职权，以‘硬性索取’、‘授意试制’等手法，巧取豪夺了大型彩色电视机、红旗牌高级照相机、高级汽手枪、高级手表、石英电子表、太阳能打火机、高级香烟、啤酒、糖果等大量轻工产品。就以食品一类来说，一次就拿高级雪茄烟三十五条、酒芯巧克力糖六十盒，酱菜罐头二十多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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