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军报刊文对比“蒋介石特赦张灵甫、毛泽东毙黄克功”。文章称，历史的细节其实已经隐含着未来的走向。蒋介石特赦张灵甫，毒瘤暗生，法乱而后功溃；毛泽东毙一黄克功，三军整肃，法立而后功成。前不久，中国电影《黄克功案件》上演，在引得舆论关注的同时，大众普遍对其今天中共应该如何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有了新的思考和镜鉴。有分析人士认为，法不立则事不成。法规制度就是定盘星、定海针、护坡堤。法立下了，行事才有规则，工作才有秩序。对于近段时间，舆论目光聚集在张灵甫身上时，其实更应该全面揭示一个真实的张灵甫，这对人们提高政治免疫力和增强正能量宣传，都会是大有裨益。
张灵甫旧照
张灵甫与黄克功
1937年，革命功臣黄克功因逼婚不成，枪杀陕北公学女学员刘茜，被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判处死刑。当时，正值抗日用人之际，毛泽东却不顾战友求情，毅然“挥泪斩马谡”。他认为，“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和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而在1935年，蒋介石的爱将张灵甫因生活原因，射杀妻子吴海蓝。蒋介石先是把张灵甫判了十年投进监狱，但没到两年就特赦并加官晋爵。分析人士指出，为治之道，不过立法度、正纲纪而已。正是因为有了严密的组织性和严格的纪律性，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人民军队，就敢于向强敌挥师亮剑；三大战役，800万国民党军队何足道哉；抗美援朝，以美军为首的多国联军难敌这支连冻土豆都要等上两三天才能吃得到的、谜一样的军队。然而，时代发展到今天，少数领导干部的法治观念、纪律意识不是强了，反而弱了。中国军报刊文称，“个别人不讲法治讲人治，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知法犯法甚至徇私枉法的现象依然存在”。有的搞“权大于法”那一套，允许有法外之地、法外之事和法外之人；还有的对一些违法乱纪之事，隐情不报、压住不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充分说明，在少数领导干部心中，依靠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办事的习惯还没养成，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思想观念还没有牢固立起来。
部队是要打仗的，管为战、治为胜离不开法治化。军队越是现代化，越是信息化，越要法治化。在信息网络时代，部队建设、管理和作战行动更加强调标准化、规范化、精细化。这就要对部队各方面进行严格规范，立起一整套符合现代化军事发展规律、体现我军特色的科学的组织模式、制度安排和运作方式。否则，这化那化都不可能“化”起来。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国内对抗日战争的历史作出了全面的评价。相较国民党当局在大陆和到台湾后完全抹杀共产党抗战业绩的做法，大陆媒体早就称赞了国民党在抗战中的正面作用。然而，有些人却不忘“借题发挥”，走向某种极端。近段时间以来，有人将国民党军的张灵甫抬高为“抗战名将”，还有其埋葬地而大肆炒作，这明显就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张灵甫在中国国内出名并非是因为抗战，而是因其在进贡解放区时被击毙。蒋介石专门下令在南京玄武湖边为这个“杀身成仁”典型建碑修墓。张灵甫在抗战中的地位，起初不过是营长、团长，是“校”而不是“将”，直至战争末期才升至第74军军长。他对日寇打过硬仗可算有过功，却未指挥过大的会战，将其拔高为“名将”连当年的参战者也感惊诧。
揭真实张灵甫 还原历史真相
中国自古以来赞扬一位名人，要有三条基本标准：立德、立言、立功。以此衡量张灵甫，此人可谓品德之差丧失了正常人的底线。1936年他任团长时在陕西无端怀疑妻子不贞而拔枪将其击毙，激起国内妇女界激愤并要求依法判死刑。蒋介石却以抗战需用人，让他“戴罪立功”出狱上前线，这些都是无视法制的基本原则。
谈到张灵甫在抗战中的战功，中国政府也是肯定的，2005年还曾向张灵甫长子颁发过其父的抗日纪念章。不过他积极参加内战进攻解放区之过，也是不能掩盖的，因冒进被打死在孟良崮便是自寻的结局。据解放军史料记载，当时本着人道精神，为张灵甫尸体找了棺木并换上新衣掩埋，并通知国民党军挖走，现在遗体是否在山东孟良崮还存有疑问。但是近些年来，媒体上一些被称为“国粉”的人总抱怨大陆对国民党抗战宣传不够。有观察人士认为，自国民党式微和“绿营”兴起后，台湾媒体和社会上已基本消失了“纪念国军抗战”之声。现在岛内没有一座纪念国民党抗战的纪念馆，蒋介石塑像大都被拆，颂扬“日治”的舆论倒是甚嚣尘上。反而是大陆近些年来建立起不少国民党抗日将士的纪念物，电视屏幕也是“国军抗战剧”满天飞。这方面宣传不是不够，而是有些过了，导致不少缺乏历史知识的人出现了认识错乱，部分人对张灵甫的片面看法正是受这一倾向误导。
如今进入了信息社会，国内外的政治斗争也突出表现在网络等各种新媒体上，思想多元化的现状也为一些敌对势力展开信息舆论进攻和思想渗透提供了空间。特别是有些“逢共必反”的人活跃于一些媒体上，故意颂扬中国革命打倒的人物，如称上海流氓头子杜月笙也是“抗战有功”，川西一霸刘文彩“造福乡里”，祸害河南的汤恩伯和张灵甫一样是“抗战名将”。这种鼓噪的目的，只是想说中国革命的对象都是些“好人”，就此来否定当年的革命战争和建立新中国的合理性。这根本就不是追求史学“公正”，而是一种政治斗争手段。
在多元的世界中，出现谬误自然是难免的。用雄辩的事实澄清一些媒体上的恶意炒作，全面揭示一个真实的张灵甫，这对人们提高政治免疫力和增强正能量宣传，都会是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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