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独裁更坏的是无序与失控

巴沙尔·阿萨德领导的叙利亚政府无疑是个独裁政权，其领导人产生模式跟朝鲜有其相似之处----都是世袭制。巴沙尔·阿萨德1965年9月出生于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是叙利亚已故总统哈菲兹·阿萨德的次子。1982年高中毕业后，巴沙尔进入大马士革大学医学院学习，并在上大学期间取得了军籍。1988年毕业后，他成为一名称职的眼科医生，后弃医从政。1994年，巴沙尔进入叙利亚霍姆斯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晋升为少校;1996年1月他进入参谋指挥学院深造，1998年晋升为中校;1999年1月晋升为上校。曾在英国伦敦攻读医学硕士学位，后来靠世袭做上了叙利亚总统。也因此，他成为美国总统处心积虑要推翻的独裁者。然而，近来，美国对着一独裁者的态度却发生了微妙变化。

奥巴马政府坚持认为，达成持久政治解决方案的前提条件是阿萨德下台。但面对军事僵局、装备充足的圣战分子，以及世界上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美国正在顺应可能在叙利亚促成渐进式转变的国际外交行动。发生这一转变的同时，阿萨德的支持者和反对者还认为，美国采取的其他一些行动也可以证明，华盛顿现在相信，如果阿萨德被赶下台，就不会有人来遏制不断蔓延的混乱局面和极端主义。美国战机正在轰炸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即ISIS)武装分子，与叙利亚的飞机互不干扰。美国官员通过伊拉克的斡旋让阿萨德相信，叙利亚军方不是他们的目标。美国仍在为叙利亚的反政府武装提供培训和装备，但现在主要是为了打击伊斯兰国，而不是叙利亚政府。很显然，跟ISIS制造出的恐怖与无序相比较，阿萨德的独裁统治起码能维系一个基本稳定有序的政权，这无论对叙利亚国内，还是国际社会都是一个相对有利的选择，所以，加快叙利亚的政治和解进程、以“赦免”阿萨德换取打击伊斯兰国的效力，成为美国中东政策的选项之一。实际上，奥巴马政府对“伊拉克优先”政策的反思和评估早已启动。两害相权取其轻，在武装推翻阿萨德政权与压迫阿萨德政权改弦更张之间，选择后者显然更符合奥巴马政府一贯“灵巧自利”的外交风格。美国政府的这一充满机会主义的选择其实昭示了这样一条准则，那就是在政治选择上，比独裁更坏的是无序与失控。因为独裁固然是灾难，但这样的灾难比起失控状态下的无政府主义与恐怖主义而言，却是有限和可以转变的。这在法理上实际就是个在“恶法”与“无法”之间进行理性选择的过程----这在西方也是一个已经解决了的问题。早在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被雅典城邦以“渎神或慢神和蛊惑败坏青年”的罪名判处死刑之后，在原本可以逃脱所谓的法律制裁的情况下，苏格拉底确信无论法律是多么的不公正，多么的不正义，多么的邪恶，法律都必须被尊重、必须被捍卫、必须被执行!而其共同指向一点：苏格拉底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决不苟且偷生，即使冤死在法律之下也不怨不尤。正是苏格拉底这一振聋发聩的壮举，昭示了后世法学当中恶法亦法理论的萌芽破土!继苏格拉底之后，西方又一大思想家奥斯丁对于恶法亦法曾说过：“法的存在是一个问题，法的优劣则是另外一个问题。法是否存在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法是否符合一个假定的标准，则是另外一种需要研究的问题。”他还说过，普遍地公开宣布所有法律是有害的，与上帝的意志相互矛盾，从而是无效的并且也是不可忍受的，其本身便是怂恿无政府主义，其对明智良好的规则所造成的敌意，以及损害，远远超过了对愚蠢恶劣的规则所造成的敌意，以及损害。这方面，中国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慎子也有明晰的判断：----“法虽不善，犹愈于无法，所以一人心也”！这道理其实很简单，恶法虽恶，但它起码提供了一个行为标准，可以让老百姓知道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能做，因而可以大致保持一个社会的稳定秩序。有了稳定秩序，恶法可以在各方势力博弈中逐渐改善。相反，一个无法无天的社会，在上的统治者也好，在下的老百姓也好，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则整个社会的维系都成问题，一切自然无从谈起。

和方面历史教训多多。比如2010年末，埃及发生颜色革命，推翻了穆巴拉克的独裁统治。然而，革命后的埃及却处于无政府状态。革命后一周年时，埃及还处于军队执政的过渡阶段，示威者动用一切自制武器袭击士兵和警察，冲击议会和行政机构。在经济上，埃及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人们的工资水平却依然很低，大众的生活比以前更加窘迫。公立大学的毕业生每天工作8-13个小时不等，月薪普遍只有1200埃镑（约合1000人民币）。有的起薪甚至不足500镑。由于革命后暴力冲突持续不断，外国游客和投资者望而却步，埃及当前的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失业率从革命前的9.8%升至去年年底的13%。（由于埃及工作不稳定，加之近1000万人口出生后未曾登记，一些学者估计实际失业率要比这个大得多。）因为游客数量锐减，卢克索等地长期以旅游业谋生的居民不得不到其他城市另寻生路。对于家庭观念强、迫切希望成家立业的年轻人来说，微薄的薪水和渺茫的就业机会使他们结婚、买房、抚养子女的憧憬一一破灭。与此同时，埃镑自去年第三季度起剧烈贬值，美元与埃镑的兑换率从革命初的5.1升至现在黑市上的8.0。为了获得贷款，应对外汇储备减半（与革命前相比）的危机，埃及政府不得不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缩减对面包、液化气和汽油的补贴（这些补贴约占政府全年财政预算的四分之一）。然而此举一出，举国骚乱，生产停滞，近百人在冲突中丧生。政府最终只好收回成命。埃及向海湾国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贷、求援让民众自尊心受挫。“1.25革命”时，埃及人曾喊出家喻户晓的口号“抬起头来，你是埃及人”，争取社会正义和人的尊严。如今，人们对埃及国际地位下滑感到耻辱。现在埃及必须像乞丐一样向西方、甚至是其他阿拉伯国家要钱。那些示威者，他们没有工作、没有钱、有喜欢的人却没法结婚。他们袭击警察和政府机构，宁愿警察把自己杀死。

伴随经济低迷不振的是持续恶化的治安和层出不穷的谣言。埃及人曾经号称自己生活在“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如今女孩子们却纷纷表示，“不要说晚上，就是白天也不敢一个人出门”。不久前一位德国考古学家慕名前往解放广场“瞻仰”。她回来向我感叹道，“1.25革命时埃及人说解放广场是最安全的地方，今天却把我吓得半死。我到那里好像羊入虎口，晚上一路走来，处处是骚扰和猥亵。”周围一些土生土长的埃及人则说，由于安全隐患和随时可能升级的冲突，两年来从没去过解放广场周边，更不敢让孩子去。

中国文革也是例子。文革的最大特点也是抛弃法律，为所欲为：国家主席可以不经过法律程序被罢免被批斗乃至迫害致死。血脉贲张的“群众”一二人，十余人，即可自行成立组织，镇日叫嚣；百千之数的组织可就悍然动武，举国上下都成权力斗争主战场，弄堂街道，小城穷乡，则是无数次战场。那些年全国张贴的通缉令，大抵是机关单位轰然揪斗的对象，日常生活小角落，却也天天有一大群人对一个人咒骂、踢打、吐口水、围追几条街、折磨几个月：被追者，并非当时的“阶级敌人”或“走资派”，不过是邻里悍妇、不讨人喜的老头、涉嫌招摇的姑娘、趁乱偷窃的盲流、无事路过的外地人，甚至沿街瘫倒的疯汉与疯婆……亿万人里谁都有泄愤之心、凌弱之力，一旦撤除底线，对人民说：上啊，闹革命！八亿人民，就此乱套。文革这种无法无天的后果是十分惨重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到了崩溃边沿----这十年间，按照正常年份百元投资的应增效益推算，国民收入损失达五千亿元。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中国不仅没能缩小与发达国家已有的差距，反而拉大了相互之间的差距，从而失去了一次发展机遇。文革对教育、科学、文化的破坏尤其严重，影响极为深远。很多知识分子受到迫害，学校停课，文化园地荒芜，许多科研机构被撤销，在一个时期内造成了“文化断层”、“科技断层”、“人才断层”。据1982年的人口普查统计，全国文盲和半文盲达二亿三千多万，占全国总人口数的近四分之一，严重影响到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和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文化大革命”造成全民族空前的思想混乱，党的建设和社会风气受到严重破坏。

唐代诗人贾岛 《渡桑干》诗有云：“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更渡桑干水，却望并州是故乡。”跟无序化的恐怖主义的ISIS比起来，独裁的阿萨德还真不失为可以一望的“并州”，这就是美国政府放过阿萨德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