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和教育是人类社会的两个至关重要的领域。按亚里士多德“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的话理解，一切的人类活动都跟政治脱不了关系，教育当不例外。比如，教育主要是人跟人的对话，会涉及到不同人群的利益，而且在其开展过程中有施加影响、组织实施的权力在运行，这里面自然有一些政治性。
现任教育部部长、党组书记、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袁贵仁
同时，教育涉及到人的社会化、人类塑造和改变未来、把握不确定性的关键领域，所以政治自然会关心教育，教育也往往具有政治教化、塑造价值观和合法性的功能。再加上，人类活动的主体是人(不论是个体还是群体)，政治和教育都是人在做，所以这两个领域出现一些彼此交叉、相互影响的情况也是正常的。两者的关系，不论是从氏族社会时政治和教育功能往往集中于同一群人身上，还是从现代社会的教育政策中，都可见一斑。
传统中国，宗法观念比较盛行，家天下持续上千年，忠孝往往并提。秦皇汉武之后，中国的传统社会基本是是政治主导的，外儒内法的状态不仅仅在政治中存在，而且从政治领域向教育领域蔓延开来。这样一来，容易出现两个不好的倾向。
其一，很容易把政治教育化。一方面，容易把人民、百姓当小孩，“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是这样，专断标准，然后说服、强制百姓接受。“劝诫、教化百姓”，也有这样的“大家长”意味。
另一方面，是容易将政治打扮得具有温情色彩(即便从来不是这样，也没多少人真信)，比较容易给“好心办坏事”以宽容度。(“好心办好事”自然受赞扬，“坏心办坏事”应该是正常人都会避免的。“坏心办好事”和“好心办坏事”要复杂一些，前者好像比较少，后者可以被宽容的可能性大。)即便坏了事，只要事出有因、有好的动机，似乎也可以被容忍。这种“反正也是为你好”的说词一旦获得了很大的谅解，对于限制权力以及避免权力滥用的后果都不是很有利。对此，现代政治越来越从法治上找到答案：行为结果才是判案的主要依据，动机重要但不是最主要的。
其二，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政治化了。这不仅在于比较容易辨别的教育内容的政治化，更在于实践层面上法家文化对于儒家文化的校正所带来的影响。因为儒家更多是理念性说教意味较浓的思想，不像主张严刑峻法的法家那般对个人有硬性的威慑(主要建立在性恶论的人性判断以及用株连、保甲、鼓励监视和告发、特务机关等方式对思想和身体进行规训之上)，所以真正能跟利益、斗争等共存于政治领域的主要还是法家。这样一来，历代皇帝往往说的是儒家的一套，行的是法家的一套。随着这种内外不一的政治文化蔓延到民间、其他领域的时候，表里不一、言行不同的国民性格很容易被强势的集权国家塑造出来。经过千年的积淀，人跟人之间的信任感是很难在社会共同体的范围内建立起来的，而不信任的教育制度也就有了社会心理的基础。正是由于对人的不信任，我们才能看见为防范科场舞弊而采用的种种措施(从糊名法到检查、监视)，才有对于个人思想的不合理猜忌(“文字狱等”)。
这样一来，至少有两层重要影响。一是，法家之后再无法家。后世几乎没有人能像李斯、韩非那样提出“不太温情”的政治主张了，他们都成了官员，都在执行专制集权的政治制度。由于制度性的不信任和因此带来的控制，独立思考的公共空间被压缩。最后，教育所担负的领域被政治长久入侵。
二是控制和塑造一个人的思维和手段日益蔓延到教育领域。从皇帝不信任臣子能老实办事，到领导不相信教师能老实奋进、教师不信任学生能自己成长，这当中该有些微妙联系。结果是，教师开始把孩童当成人一样对待，不太容许他们犯错，也就没有“童年”了。而这个不信任教育制度下成长起来的人进入政治、教育领域，可能造成积累性的循环。
对照中国的历史，政治和教育在彼此的交集中打转，而不是扩大彼此的独立领域，使得两者发展都不充分。这种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持续到了现代中国，不能不引起重视。
按逻辑，之所以将“政治”和“教育”划分为不同的领域，是因为随着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分工细化或者对人类活动的关注点更加丰富，需要用它们来指称人类活动的不同侧面，以便有更加深入的认识。这也意味着它们两者有不同于彼此、相对独立的特征。
当然，前现代的划分可能不如后来那般专门化，但现代社会必然面临政治和教育的问题。只有政治和教育变成相对平等、相互独立的领域，人类社会的自由空间(不论是公共的还是个人的)才会不断扩大。这样，“人”字才能大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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