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于1月29日在北京召开学习贯彻《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精神座谈会。北大、清华等高校的负责人出席并发言。教育部长袁贵仁也进行了发言，《意见》的贯彻落实要加强高校意识形态阵地管理，特别是加强教材建设和课堂讲坛管理。加强对西方原版教材的使用管理，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决不允许各种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大学课堂出现；决不允许各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言论在大学课堂蔓延；决不允许教师在课堂上发牢骚、泄怨气，把各种不良情绪传导给学生。
此次会议是教育系统为了落实前不久两办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而举行的动员会或者叫部署会。此次讲话经新华社一播发，立即引来知识分子的冷嘲热讽。而教育部的网站上则不见上述讲话内容。反对声音中最大声的来自于之前被《求是》点名批判的贺卫方的同事北大法学教授沈岿的"三问"： 如何区分"西方价值"和"中国价值"？；如何区分"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和"反思党曾经走过的弯路、揭露黑暗现实"？如何让您领导的教育部贯彻执行依宪治国、依法治国的方针？沈岿的三问引来了不少网友的支持，于是乎《环球时报》坐不住了忙着来为袁部长找台阶下。
1月31日《环球》以《说的是西方的政治价值观，别扯骗了》，把袁部长讲话中的西方价值观念转换成了西方政治价值观念。算是参与到了这场热闹中来。并称要把西方的日常哲学观念与西方的政治价值观念区分开了，要反对西方的政治价值观念，而不是反对西方的哲学。但是该文也并没有说明西方政治观念是指的什么，是输出的民主价值观？抑或是输出的自由价值观？不知道西方的价值观除了这两个还应该包括什么？但是民主和自由的价值观不也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包含的吗？100年前的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不正是中国追求民主和科学的运动吗？
面对网上的此起彼伏的质疑声，中青网、光明网也纷纷发文予以支援袁部长，但是从他们的内容来看却是没有直面质疑的重点，而是自说自话，顾左右而言他，显得十分没有底气。光明网的一篇文章称"比如说（西方）以个人为中心、崇尚性开放等等，都与中国的传统道德背道而驰。"且不说西方性开放是70年代的一股浪潮，现在早就回归正常状态，甚至对于堕胎等方面比中国还要保守。以个人为重心确实是西方的特点，但是这样又有什么不好呢？难道回到巴金笔下的《家》、《春》、《秋》所描述的封建家庭吃人的状态就好吗？中国的传统道德难道就都是好的么？我们难道希望重回天地君亲师、三从四德的封建教条从新回归现代社会吗？就像之前中共所秉持的开放态度一样，西方的价值观固然不一定都适合中国社会，但是也没有抱着敌视的态度一并否定吧？如果真的要敌视西方的所有东西，那不是又回到清明闭关锁国的状态了吗？不是又回到文革期间社会封闭、自相残杀的境地了吗？难道我们真的要以朝鲜为榜样，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与世隔绝的国家吗？诚如有些观察家所言，此次袁贵仁代表教育部讲话，其实不是他的个人意志，而是贯彻更高层的指示。袁贵仁只是充当了一次上面的炮灰而已。不管他的讲话是不是代表了他的个人意志，都不能说明这样的想法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是中国要重新闭关锁国的微妙信号。与最近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进程是明显的冲突与逆流。如果真的要贯彻下去无异于是中国的第二次文革的回归，是所有的国人所不允许的。
袁部长的一席话让他一时间成为舆论热议的对象，于是乎网上又开始流传他的儿子借用他的部长权力谋取私利的举报材料。这份实名举报材料指出袁贵仁的儿子袁昕利用父亲是教育部长的身份，而违规将自己主编的12套中小学教材成为教育部指定的教材并向全国2亿中小学生推广，这批教材的市场价值多达20亿元，未来的市场规模甚至高达100亿至200亿元。但是这份举报材料目前已经在互联网上被封杀了。
这不禁令人联想起2012年年底的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因为常艳的一封12万字的"纪实文学"而被中央调查并免去其公职的事情。十八大后中央大力反腐决不手软，至今已经有70余位省部级的高官被调查。这一次对于袁贵仁的举报信因为他的讲话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只是不知道中纪委会不会对其展开调查，还是会像慕容雪村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中共反腐是选择性反腐"那样对于替高层办事的自己人网开一面？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如果说西方价值观是国务卿在沙特出访，没有及时清扫门前雪就要被罚款50元，议员因为多报销了一个马桶的钱被发现后就要下台，而中国价值观是部长儿子可以利用父亲的职位大肆谋取利益而稳坐部长之位的话，要是笔者的话也会大力鼓吹坚决抵制西方价值观的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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