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在意识形态领域争斗不断，但是这些争斗中有一股很不好的风气显示出来，即文革时期的揪斗风似乎又悄无声息的回归到公众的视野里来了。而且这股风潮主要出现在手握媒体公器的党媒和党刊手里，一些人利用党媒、党刊"指名道姓"地攻击、抹黑一些手无寸铁仅仅是发表了一些不同看法言论的学者或知名人物，甚至还有人公开称要将这些学者和名人进行"清除"，这不禁令人胆战心惊，难道文革要再次席卷而来？
去年12月份的《红旗文稿》刊登题为《维护微博意识形态安全必须纠正的几种倾向》的文章，文章称"某拥有逾200万''粉丝''的知名经济学者，不仅十分艳羡西方的''自由主义''，甚至在微博上公开宣称共产主义''此路不通''。另一拥有260多万''粉丝''的某著名演员，在微博上质疑''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基本共识，公开声称''没谁都有中国''。"
这种近乎直白的点名方式，很快就能让读者知道这是作者在点名"批判"经济学者茅于轼、地产商人任志强、演员孙海英。而此前茅于轼已经被某极左网站带上了"西奴"的大帽子，还把茅于轼的照片划了一个大大的红叉子，令人不寒而栗。茅于轼还遭到了人身攻击和恐吓，不仅会接到恐吓电话，连住宅也会被陌生人骚扰，人生安全都不能得到保障。这样的做法实在是令人不耻，这种"揪斗"方式也只有在文革中才会出现。
前不久求是网刊发《高校宣传思想工作难在哪里？》一文，该文再次指名道姓把贺卫方和陈丹青列为"假想敌"，称"贺卫方在微博中大谈宪政，陈丹青在其微信公众帐号以《大家别去美国！一个愚蠢而落后的国家》为题，内容却是对美国的过度美化，诱导效果可见一斑。"
这种利用党刊公器对个人展开"大批判"的方式，也只有文革中才会出现，而对方则无法以平等的身份在同等的平台上进行"回应"，这种只准一方发声，而不准对方回复的"批判"方式就是文革中屡屡发生的揪斗，说你犯错了就是犯错了，不准你进行辩驳，也不允许人民群众搞清真相，展开一番批判后就关入牛棚或下放干校劳动。
近日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座谈会上讲了一番话，称高校教师要守住政治、道德、法律三条底线，并称要坚决抵制西方价值观输入中国。他的讲话遭到了一些高校教师的不同意见，其中以北大沈岿教授的"三问"最为大声，面对此种情况，一些所谓的"智囊"又开始蠢蠢欲动。中国社科院学者朱继东在《求是》上刊发《抓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要敢于拔钉子》的文章，文章叫嚣道"要真正抓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一定要敢于拔钉子，对那些经常发表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言论的教师要坚决清除"。文章间接点了沈岿、贺卫方的名字，还点了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高校的名字。
所谓的"清除"可能是指要把他们开除出教师队伍，砸掉他们的饭碗，还可能会把他们开除出党，甚至还有可能对他们的言论进行定罪，把他们打入大牢。这种方式看起来会起到对于那些敢于质疑中共的知识分子威慑作用。但是这种霸道和不讲道理，只用蛮力进行压制和打击的方式无疑是不得人心的，不仅得不到知识分子的支持，甚至还会失去民心，让舆论陷入了万马齐喑的境地，这样的话就真的回归文革时代了。
这种"揪斗"式文革劣习的死灰复燃，某些人利用党媒、党刊的公器压制"异见"，无法就争论的问题展开公平对等的讨论，人民无法就讨论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也就无法甄别。这样做会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其一，这样做会造成社会的撕裂，今天的社会左右分裂严重，彼此互不相让，谁也无法说服谁，长此以往会消耗掉公众对于政府的信任和支持，政府的政策如果得不到社会的广泛支持，社会的治理就难以深入和进行下去。
其二，"揪斗"式劣习可能会引发民粹的泛滥。民粹主义对社会的危害十分明显，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也无法得到保障，比如2012年因为钓鱼岛事件引发的民众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发生了打砸日本车以及抢劫焚烧店铺的恶性事件的发生，社会分裂和对立严重，社会秩序就难以稳定，经济发展只能是奢望了。
基于文革"揪斗"式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全社会各界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强烈谴责有些人借助官方媒体、党媒、党刊等公器"揪斗"、"批判"那些与官方立场不一致的知识分子，应该允许辩论的存在，而不能进行不讲理和压制式的攻击和批判。即便这样做取得了一时的"胜利"，但是压制久了，就会造成"火山喷发"，会严重威胁中共的统治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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